西方世界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性价值观，但是高度概括起来却只有两大家：反性的价值观与褒性的价值观。

反性价值观的渊源在于禁欲主义。在基督教未产生以前，人们并不特别反性。在原始宗教中，原有褒性的成分，例如生殖器崇拜等信仰。后来，由于基督教的流行，反性的成分战胜了褒性的成分，禁欲主义成为宗教的主流。基督教尤其是圣保罗的思想，为人们灌输了一种新的婚姻观，即婚姻的存在并不是为了生儿育女，而是为了防止私通之罪。性交只能是为了生殖目的发生在婚姻之内的一种行为。他认为一切性交都是罪恶的，就连婚姻内的性交也不例外。即使是婚姻内的性交也是一件阻碍人得救的勾当，是一桩人类为了传宗接代不得不为之的罪恶，私通则更是该入地狱的重罪。那些结了婚的人或许还是可以得救的，而那些不肯悔悟的私通者却注定无法得救。他强调克服肉欲，把精神和禁欲联系在一起，把独身看得高于婚姻。圣保罗的观念得到了古代教会的重视，独身主义、禁欲主义被认为是圣洁的，并由此建构出一种反性的氛围。

罗马天主教并不像圣保罗那样认为一切性交都是罪恶的。在罗马天主教的教义中，婚姻有两个目的：一是防止私通之罪，另一个是生儿育女。在这里，至少以生育为动机的性得到了容忍，不再被视为一桩罪恶。与罗马天主教相比，新教的婚姻观又有些不同，新教停止了对独身主义的赞扬，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允许离婚。但对于私通，新教废除了罗马天主教有关认罪和赦罪的规定，私通者将受到比罗马天主教更为严厉的道德谴责。

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摒弃了天主教把婚姻看成圣礼的观点，认为婚姻是上帝为人们规定的义务和权利，强调性在婚姻中的地位，性欲是上帝造物的一部分，没有理由也不可能拒绝它，相反，还必须利用它并用好它。

尽管路德和其他新教改革者把婚姻中性的作用神圣化而使反性的程度大大降低，但他们还是明确地反对婚姻之外的任何其他形式的性关系。

综观基督教的性道德，无论是罗马天主教或是新教，其基调都是禁欲的、反性的。宗教信仰对人的性观念和性活动有着巨大的影响。在西方社会中，宗教更对人们的性行为模式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它影响着当地的性习俗、性法律和个人的性行为。基督教会禁锢性活动的教会法，建立了一种异常牢固的性模式，12—15世纪英国习惯法法庭所运用的性法律，就是从这个模式中派生出来的。直到今日，美国刑事法庭的判决也仍基于这种习惯法。总之，西方中世纪的法规下隐藏着这样一个信念，即性快乐是一种原罪，因此性行为只是作为种族繁衍的必要手段勉强得到认可，除此之外所有的性欲感受和表达方式都遭到严厉的禁止。

禁欲主义的流行有时间、地域和文化的区别：在拉丁的欧洲，性自由并没有像盎格鲁一撒克逊国家那样遭到无情排斥的扼杀。因此，精神分析学家对英国人的精神状态特别感兴趣，称之为“盎格鲁一撒克逊神经症”。英国人之所以在一切人中首先激起精神分析学家的好奇心，既因为他们的保守主义，又因为他们的同质性。在英国人中，可以看到高度发展的端庄，这一点似乎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那里达到了顶点。此外，还有人认为，北美社会的清教传统和反性政策可能比旧世界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更僵硬。禁欲主义社会氛围的后果是造就了一大批性冷淡的女人和一大批道貌岸然的男人。

有些狂热的禁欲主义者竟然反对预防梅毒，或对有效地治疗这种疾病的前景感到忧虑，因为他们担心这样做会造成更大的性自由。就像现在有人以为艾滋病是对同性恋的惩罚那样，过去也有人相信梅毒是对性自由的惩罚。

其实，一种疾病就是一种疾病，它肯定不会是上帝对某些人的刻意惩罚。如果是那样的，上帝就要为人类的许多痛苦和死亡负责。上帝是不会乐意负这个责任的。人几乎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能够作自杀性选择的动物。即使某些事有百害而无一利，还是有人会去做。有人愿意得梅毒，有人愿意有很多性伴，有人愿意自杀。与其徒劳无功地絮叨某种疾病是对某种人的惩罚，不如让那些想得病的人得病；给那些愿治病的人治病。

在西方国家，有史家以20世纪20年代画线，认为在此前后人们的性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人们从对性的绝口不谈突然转变为对性的迷狂。自从古罗马时代以来，他们比以往任何社会都更强调性的重要性。有些学者甚至相信，此时的西方人比历史上任何时代的人都注重性方面的问题。他们对性方面的问题已不再持着“三缄其口” 的态度了。事实上，倘若有火星人降临时代广场的话，双方除了谈谈性问题之外，似乎再也找不到其他彼此沟通的话题了。英国也有人在说：“从主教一直到生物学家，每个人都在讨论这件事。”“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往往不愿意别人知道她是否有性感觉；而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则深恐别人不知道我们有性感觉。在1920年以前，倘若你说一个女人‘性感’的话，她便会觉得自己受了侮辱；而在今天，她不仅珍视这种恭维话，而且还会朝你频送秋波。

当今西方社会中性障碍者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大部分是性冷感及性无能。但令人不解的是，他们却拼命地在掩饰自己的性冷感。维多利亚时代的名媛、绅士，因自己的性感觉而感到罪咎；而我们这时代的人，则因自己没有性感觉而感到罪咎。”(罗洛梅，48—49) 对性的肯定态度在西方始于文艺复兴时代。文艺复兴时期社会的世俗化趋势，使得人们对性道德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一度盛行于古代社会的各种各样的性行为，在经历了中世纪的长期冬眠后，又重新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社会生活中。

新的性道德认为，在人类生存的各种价值中，性占有重要的地位。性和饮食一样是人类的一种自然需要。旧道德的错误在于对性的过分压制，而性的欲望和饮食的欲望一样，会因禁止而极大的增加，越是压制就越是强烈，满足则可使它得到暂时的缓解。新道德区别于传统道德的主要原则是：相信本能应当引导而不是压制。对性进行自制是有必要的，但自制不应当成为目的。新道德总是将对自制的需要压缩到最低限度。这种褒性的价值观认为，反性的价值观在儿童的心中留下了一种对性的犯罪感和恐怖感，甚至造成性的病态心理。在进入青春期之后，反性的价值观与人的生理冲动产生重大的冲突，造成了更多的心理问题。人的正常生理需求不应当与高尚的道德对立起来，人的性关系应当是肉体和精神的完美结合。

进入近代后，基督教的性道德不再像以前那样深入人心，一个技术上的原因就是避孕法的应用使得性交和生育可以分离开来——只要女性的婚外性行为不导致生育，就没有财产旁落的危险。将性完全限制在婚姻之内的最主要原因已经不存在了，这就导致了不生育的非婚性关系大量增加。在人类性实践的这一改变的基础之上，性道德发生改变是不可避免的。

褒性的价值观特别反对性的唯生殖目的论和反性的禁欲主义。性的目的是为生殖还是为快乐，这是一个争论的焦点，也是性观念变迁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古代，生殖即使不是性的全部意义，也是它最重要的意义。而性在现代不再是仅仅为了生殖，甚至不再主要为生殖这一目的了。这个变化的主要标志是计划生育在世界各国的普遍实行。此外，有相当大比例的性宣泄以口交的形式完成，其主要动机也是为了避免生育。从某种意义上说，口交是作为计划生育的形式出现的。

新道德认为，人类性活动的合法理由决不应当仅限于生殖和繁衍种族。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生物中，只有人具有生殖目的之外的性活动，人不仅喜欢性活动，而且将其变为宗教仪式，变为一种持续的体育运动，甚至是一种职业。除生育外，性还是情感的交流工具：它既可以表达正面的情感，如爱、亲密、兴奋和快乐；也可以表达负面的情感，如统治、攻击、愤怒、仇恨和羞辱。性是人与人关系中最紧密、最亲热的方式。

褒性的新价值观对性的看法是基本肯定的、宽容的，它提倡一种对性的肯定、多元和自由的态度。它承认婚姻是性关系最理想的形式，但是没有那么多的限制；它重视生育，但是不反对避孕；它仍然将性与爱联系在一起，但是宽容无爱之性。褒性的新价值观重新界定了性的内容。虽然大多数人倾向于一套固定的性行为模式，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必要用这一模式来限定自己。例如，没有理由认为，男女两性的肉体关系必须由爱抚、性交和男人的性高潮组成；也没有理由认为，性交必须是异性之间性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性活动是人获得快乐、与另一个人分享快乐(或者只是独自享受快乐) 的肉体接触。性行为既可以以达到性高潮为目的，也可以不以达到性高潮为目的；既可以是生殖器官的性行为，也可以是身体其他部位的亲密接触。

褒性的新价值观把性看作人类的宝贵财富，而不是健康的负担或对道德的威胁。避孕知识的增加以及都市化过程所造成的比乡村生活匿名性更高的生活，进一步开阔了人类性行为的空间。它预言，性将远远超出性交的范畴，成为给人类身心带来愉悦的一种充满正面意义的活动。从人权角度看，性是每一个人应当受到保护的权利，而不是应当受到歧视、迫害或惩罚的对象；从褒性的新道德的角度看，性也是一种符合社会道德的人类行为，而不是堕落、罪恶或者丑恶的行为。

在这本集子中所选的20篇文章都是西方性爱思想的经典之作，这些作家的观点代表了西方世界在性爱问题上的基本价值。虽然每位经典作家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是在褒性的价值方面他们却是一致的。人类能够克服各种各样个人的和社会的障碍达到精神与肉体快乐的美好境界，是他们共同的希望。

200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