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底，《十月》总编王占君要我在杂志开设一个栏目，于是便有了此刊“民国人物”的专栏写作。起初还很认真，后来因为忙，心境也发生变化，文章便越发随意起来。一年下来，看到这组文章，心里复杂得很。时光一点点地流逝着，对旧的遗存的眼光确也变化着。于是也疑心自己的文字是软软的水，并未流到思想的景深里。在慢慢的行进里，连一点涟漪也不会有吧？写这些旧闻旧事，对我是空虚生活的点缀，在日趋麻木的浸泡里，它似乎也是小小的刺激。虽然知道也是缥缈的梦，有梦，总比无梦要好，记得张中行先生曾和我说过类似的话。那么也算自欺的回应，世上还总有说梦和听梦的人们，我自己便是这其中凑数的一员。

民国不是一个好的时代，但却是有趣的人物众多的年月。在无聊的时光里，能有几个或一些让人感念的人和事，也就连带为那个时期带来了颜色。

文化是要有一个生态的，民国的艺术与学术，基本还保留了精神的多样性，使得各类人物有了驰骋的机会。超人的激情与禅林之风，左翼斗士与自由主义绅士，托派与安那其主义，遗老和西崽，演绎了诸多的故事。我们后人看这些，惊异和好奇，感叹与爱怜，复杂地穿梭着。于是便叹息自己的身边，从未出现过这样丰满的精神群落。少年及青年时枯燥封闭的生活，在我是一种缺氧，我写它，其实就是吸氧的过程。原来我们的前人还有如此跌宕的日子，可是后来为什么就没有了这些？我们的前人未必料到，他们苦苦挣扎、厮杀得来的结果，竟是精神盘诘的消失。每每想到此，我就疑惑地问：是五四的先驱要负责任，还是我们后人要负责任呢？ 俄国人列夫·舍斯托夫说：“世界是处在天然无知之中，天然无知乃是人的真正德行。”古老的民族，要育出新的苗圃，是大不易的。民国文人要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他们最早拓出精神的盲区，甚至吃着禁果。自己死了却让别人活着。他们在做着冲击认知极限的事情，犹如尼采笔下的狂士，在荆棘里无畏地前行着。空幻者与殉道者甚或失败者，演绎的是亘古未有的故事。一个气象不俗的时代，是不需要以成败论述的。而有时，只有独自个人地叩响历史之门，并试行道路本身，才可以触摸到精神的体温。我在进入那个世界的时候，知道了这样一个道理：在求索者那里，先前的尺度没有意义。

我过去曾说，描述那个时代，是为了摆脱自己的无知。可是直面那一切的时候，才知道无知在我的生活里盘绕的时间太久了，而且无名的惶恐在暗暗地袭来。我无法逃脱旧有的尺度。在回溯往事的时候，语言几乎失去力量。我知道其间不可避免地要陷入认知的悖论，可是带着这悖论，依然让我看到了一个个惊喜的存在。而结果是，对自己的过往，不仅是怀疑，而且是空漠着了，几乎是一片无有。我们还没有完全醒来，新的瞌睡又开始了。那些闪烁的奇光，究竟能停留多久还是个疑问。

感谢几位好意的朋友对我的鼓励，自己的文字能结集出版，自然是高兴的事。本欲续写一些内容，可惜俗事缠身，无暇为之。浙江人民出版社编辑周为军建议增添些旧作，考虑再三，只好应命。好在篇目不多，也一并编在一起了。我真切地等待着读者的批评，在诸种意见和审视里，无知才会变得少些。民国的人和事，没有写尽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