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终生难忘的教训

　　第一章

我们踏上人生之旅，一路上经常会经历一些小教训，它们逐渐塑造我们的个性，影响我们待人接物的方式。当然，大教训也偶有发生，有时甚至可以改变我们前进的方向。这些教训仿佛总在我们心头，令我们难以忘怀。当我们独处，它们常在眼前重演；当我们与人倾谈，常把它们挂在嘴边；当夜晚来临，它们潜入睡梦中。18岁那年，我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这样的“转折点”，是它，把我送到高尔夫这项伟大运动的门前。

　 我们全家搬到布里斯班（澳大利亚第三大城市，位于昆士兰东南岸）后几年，一股强烈的热带旋风沿海岸北上几百英里，掀起海面层层巨浪。这可是软板冲浪的绝好机会，不容错过。于是我抓起全副装备，驾车前往奴沙岬。上午到达目的地，我便沿岬步行大约半英里，找到有可能掀起最大海浪的位置。接着，我找了块岩石坐下，在入水之前先观察浪情。我清楚，一旦入水，自己必须全力以赴冲向海滩，因为那里是我唯一的出路。

　 我想海浪一定会顺从地把我送向海滩，然而，迎接我的却是一股巨浪。我顿时手足无措，被旋涡吸了进去，身体撞上水底的沙地，整个人仿佛一只布娃娃在浪里打转。海水力量极大，冲走了我的蹼鞋，夺走了我的冲浪板。我感觉自己被扔进了一台洗衣机……如今回头看，那段经历真是令人恐惧，足能令人体会到自身的渺小。在事情发生之前，我感觉自己刀枪不入。在险情发生的过程中，我反倒心生宁静，眼前的一切仿佛都进了慢镜头。我没有恐慌，而是思考如何逃生。压力越大，我越冷静。我知道这听起来不现实，但我做人一贯如此：审时度势，寻求最佳方案。

海浪最终松了拳头，容我艰难地游出水面。我肯定已经在水下待了很长时间，探头出来吸进的第一口空气，勘比生命最珍贵的馈赠。没高兴多久，我马上意识到面前的另一大困难：海滩远在半英里之外，而身边的海浪正把我往礁石方向推。我唯有置海面安全原则于不顾，顶浪前行，别无他法。具体游了多长时间，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只知道，上岸的那一刻，自己一丁点儿力气都没有了。我趴在沙滩上一动不动，直到略感恢复，才有心劲儿感谢上苍。

第二天，我把整件事情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好家伙，真悬！”我心想，“能活下来算我走运。有很多事情远不如这危险，我肯定能把它们搞定。”

从这件事上，我得到了什么教训呢？当年出了一部电影叫做《义胆神警》，在旋风来临之前，我刚刚跑去看过一遍。我敢说，当我静坐思考自己遇险经历的时候，脑子里肯定浮现出了电影主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样子，想起他说的一句话：“知道自己深浅，才是男子汉！”

就在这一刻，我决定投入高尔夫运动。在这之前，高尔夫球对我而言，只是一种消遣。我过去喜欢打球，打得也不错。可我学习打高尔夫还不到三年，说实话，我在水面上花的时间要比打球多得多。我出生于艾萨山区一片远离尘嚣的采煤小镇，那里的居民多是二战时期移民到澳大利亚的芬兰人。人生经历和生活信念驱使他们来到了艾萨山的煤矿。我的母亲托伊妮是一个芬兰木匠的女儿，我的父亲莫尔夫是一名电子工程师。我刚出生没多久，我们全家就搬到了位于昆士兰海岸线上的汤斯维尔市。我在珊瑚海边、大堡礁旁度过了人生的头15年。当时的我对那里的一切并不以为然，如今回头再看，才发觉童年的家是天堂：南回归线偏北一点点，是一片原始热带雨林，还有洁白的沙滩、清澈的海水，天气一年到头暖洋洋的。大堡礁有一千二百多英里长，怀抱六百多座岛屿、三千多个生物礁。

那些年，玩耍是我生活的全部。十一二岁的时候，我总和一个名叫彼得·罗金斯的男孩一起玩。我们平时不是用渔叉捕鱼，就是翻身上马，和拉布、潘卓、三坡（我的三匹黑马）一起在沙滩上飞奔。我们骑马从来都不用鞍，只在自己背上挎个包，装着提前准备好的午餐（风干肉片）。我和彼得一骑就是一整天，有时候，在太阳下山之前，我们能骑上20英里。我们时常在途中停歇，骑马走到岸边水浅的地方，翻身下马，扑到水里游上一气。只要爸爸妈妈同意，我和彼得就可以在外露营，睡在星光下，期待着第二天新的活动。

我们的马平时圈养在屋后的围场里，四周拦着倒钩铁丝网。每天早上，我和彼得都要先骑车走上三英里，绕到围场大门口才能把马牵出来。有一天，我想到一个更省事的办法。我拿上一把钢丝钳，在铁丝网上剪出一个足够我钻进钻出的洞。我进去找到我的马，套上笼头，骑出了围场大门。我这种只图自己省事、不负责任的行为被人发现了，他们通知了我的父母，我因此受到了极其严厉的惩罚。首先，我必须自己修补好铁丝网上的洞。这可不容易，因为当时我把网上的高强度钢丝也给剪断了。这件事情给我的教训是：不能抄近道、图省事。

这是我童年的小教训之一，然而它并没绑住我的手脚。看准了时机，我仍会直接冲向海滩，扎进海水。我确实干了不少悬事。有一天下海捕鱼的时候，我刺中一条大鲑鱼，渔叉穿过鱼的身体，扎进一丛珊瑚里面。往外拔渔叉的时候，我眼睛往左边一扫，发现一条足有七英尺长的鲨鱼正全速向我游来。我想都没想，撒手扔下渔叉，直接浮上水面。回头再看，那条鲨鱼正大口享用着我的猎物。等候片刻，我又游了回去，拔出了渔叉，接着捕我的鱼。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好多次，都是鲨鱼把我赶跑，还要吃掉我的鱼。当时的我极其讨厌鲨鱼。

同样危险的水生动物还有很多。有一种水母，很可能跟你从前见过的都不一样，我们把这种水母叫“海蜂”，有时也根据它的颜色叫它“蓝瓶”。海蜂比一般的僧帽水母厉害得多，它的触手有十几到二十英尺长，毒性极强。我父母在美格尼岛的奈利港有一栋度假小木屋。有一天，我和姐姐詹妮斯一起去那边捕鱼。一只海蜂的触手缠上了詹妮斯。当时，我刚回到船上，只见詹妮斯钻出水面，惊声尖叫。于是我又扎进水里，把她往回拖。看她腿上、身上都是一道一道的红痕，肯定是被海蜂蜇了，我于是拼命把船往岸边划。一路上，詹妮斯疼得又尖叫又打滚。一到家我父母便带她赶往当地的诊所，医生对她的伤口进行了有效的处理。詹妮斯后来痊愈了，安然无恙。这次经历对我俩来说，只是一场可怕的回忆而已，离“生命危险”似乎还远着呢。

在大堡礁生活的岁月里，“跳人大海，营救姐姐”是常有的事。当时，我什么都不怕。我能光着背，骑马在沙滩上狂奔；没人教我，我就敢背着氧气罐，戴着水肺下海潜泳；海面掀起大浪，我就往里冲，不管脚下有没有冲浪板——做这些事的时候，我从来不多想。实际上，我都是自学成才，没人教。我先是看见别人这么干，然后自己花工夫琢磨琢磨，接着便“出手”了。我总在挑战自己，看看自己能不能学会新东西。

不过话说回来，学习驾驶游艇的时候，我身旁的确有一位好老师。爸爸有天下班回家后，就说要帮我和詹妮斯造一艘船。当时，为了防暑，我们的房子是由支架支离地面的。之后的几个月里，我们一同研究造船计划，准备造船材料，几乎把地板底下的空地摊成了一小片造船厂，最终，我们把小游艇“彼得·潘”号组装成了。我当时非常喜欢和爸爸在一起干活。我们搭骨架，嵌甲板，做防水，上油漆——完全沉浸在亲手造船的乐趣里。我还和詹妮斯一起参加了“汤斯维尔赛艇俱乐部”，在那里，我们学会了如何驾驶游艇、如何识别风向、如何让游艇行驶得更顺畅，以及如何跟别人赛艇。简而言之，只要是跟游艇有关的东西，我们都在水面上学会了。怎么导航、怎么巡航——任凭你怎么问都难不住我们。我当船长，詹妮斯做船员，我俩就这样开着船，获了不少奖。当时的我哪里想得到，多年以后，我造出了一条被《船艇》杂志谓为“技术含量最高”的摩托艇——多亏我爸爸教得好。

虽说我小时候好奇心强，身边的事看一样记一样，学校却不是我喜欢的地方。我玩板球，踢足球，打橄榄球，田径、游泳和壁球也少不了我。然而，一间教室却盛不下我，我的心思总是飘在外头。说实话，当时我的双手真的经常“挨棍子”，就因为在教室里做白日梦，或是因为口无遮拦，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我对什么科目没兴趣，就学不好它。我对地理倒是情有独钟。我觉得这门课终归和大自然有些联系。这门课学的东西，只要不是背诵城市、大陆、大洋的名字，我都有兴趣。我喜欢认读地形地貌图，比如如何搞清比例尺，如何解读等高线，多高算高，多低算低，等等。我还喜欢地质学，在这门学问里，我了解了火山岩、变质岩、沉积岩以及多种多样的土壤，还懂得了地下蓄水层和自流井。

　 有些科目，例如化学和法语，在我看来却是单调乏味，根本激不起我的兴致。我还记得有一次，自己做不出代数作业题，就去找爸爸求救。他说：“你只要坚持做下去，一定能做出来。”一个小时过去了，我又去找他。“爸爸，我还是做不出来。”我说。“那，再试试！”他答道。我猜，他不直接帮我做题，是在教我专心致志——我做学生的时候缺的也许就是这种精神。

我15岁的时候，爸爸和他的三个合伙人成立了自己的工程企业，于是我们往南迁了500英里，全家搬到布里斯班。在那里，大堡礁看不到了，却有了冲浪的海滩。布里斯班往南40英里，有澳大利亚的黄金海岸，还有个镇，算得上是“冲浪者的天堂”；往北20英里，则是奴沙岬和阳光海岸。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的兴趣转向了冲浪。

　 过去的好朋友都在故地，我在新家感觉很孤独。妈妈于是让我陪她一起去打一会儿9洞高尔夫。在那之前，我从来没碰过高尔夫，不过妈妈说我已经具备了挥杆的潜质。一两个星期后，她参加了一场锦标赛，我做她的球童。（回想起来，我这一辈子为妈妈做球童，也只有这么一次。）她打完一轮后，我就问她能不能把球杆借给我，让我也打打。看妈妈打球，让我觉得打球轻而易举，而且我对自己的运动天赋也相当有自信。妈妈打得了，我难道打不了吗？于是我跑到赛场上，一通猛击，把球往四处打。打准的时候少，击歪的时候多。还记得有一杆，我把球打到了一棵树上，球下不来，我干着急。当年在澳大利亚，高尔夫球非常昂贵，大多都是从美国进口的，买新球的话只有独立包装的。我打到树上去的那颗球卡得太紧，位置又太高，我实在取不回来。也许今天，那颗球还在树上等我呢。

这便是我迈向高尔夫运动的第一步，是妈妈把我领进了门。她其实是一位出色的运动员，生我的前一天还在球场挥杆——我体内的运动细胞也许就是这么来的。我们母子之间关系非常好，我感觉什么都能对她说。通过聊天，我受到她的感染，逐渐学会体谅身边的人，体会他们的情感。遇到什么事，我本能的反应往往过于直接，毫不给对方留面子，于是吓跑了别人。妈妈帮助我认识到自己身上这些不足，还教我要关爱他人，要对善人善事心存感激，要对朋友和家人忠诚。

多年来，我和妈妈一起打过很多次高尔夫，她还给我讲高尔夫运动的历史。当时，我虽然打得还不太好，却扬言将来一定能在英国公开赛上夺冠——那可是高尔夫运动的发源地。妈妈从未说这不可能，只是让我格外努力地练习，她说只有这样，梦想才能实现。

“等我拿了奖杯，就把它给您，妈妈。”我跟她开玩笑说，“您把我领进高尔夫运动的大门，这是给您的报答！”

　　第二章　

　 住在布里斯班的时候，爸妈参加了当地的弗吉尼亚高尔夫俱乐部，也给我报了名。我成了那里的初级会员，每天想打多少场都可以——我确实把会费用值了。每天下午，妈妈会在3点钟准时去学校接我，随后把我送到球场。我在球场一练就练到天黑，直到看不清球才罢手。我们之前商量好一种暗号：当我练完球，我就往家里拨电话，等电话响两声以后就挂掉。这样，妈妈就会来接我了。这办法省了我的电话费，由于球打得勤，省出钱来我就能买高尔夫球、交培训费了。我说不清具体原因，我只知道，高尔夫似乎有一种魔力，把我抓得紧紧的。打球的时候，你平时下多少工夫，就能得到多少回报，我就喜欢这一点。我喜欢高尔夫给我带来的挑战，它算得上是所有运动中最艰苦的。于是，只要一上球场，我对提高球技的热情、向往与决心便催促着我，让我练成最优秀的高尔夫球手。

　 1970年8月8日，当时的我15岁，就在这一天，爸妈掏钱为我买了一套高尔夫球杆。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个日子。拿到礼物，我非常自豪，十分感激爸爸妈妈。我第一次用自己的球杆打出了108杆，俱乐部给我定了最高差点——27。我下决心要降低差点，不光加紧练习，还跑去买了两本美国著名高尔夫球运动员杰克·尼克劳斯的书来读。从《挥出我的人生路》里，我学到了尼克劳斯打好高尔夫球的关键；另一本《降分五十五法》教会我一些容易掌握的小诀窍。尼克劳斯在书中说，他写这些书，是为了回报高尔夫，因为这项运动曾为他带来太多快乐。这句话，我记忆犹新。这两本书我总带在身边，我还在上边画出重点句，折上重点页。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我两只手在桌子底下练习握杆。这些书，我一直留到今天。

除了练习、读书，那时的我也开始参加4～6人的初级高尔夫课程，但我知道，若想打得更好，我需要更多“一对一”的培训机会。于是，我开始上俱乐部里职业球员约翰·科拉特的单独培训课（一堂课20美分）。每周六上午的课，他教我基本功，课后，我便把时间都花在练习场上。在这些日子里，我自己摸索出一套“分段练习法”。第一步，我先集中练短杆。休息一会儿之后，便进行第二步——中杆。再休息之后，开始练长杆，练完接着休息。我知道，只要一疲劳，我就开始打臭球，这样很可能把臭球打成习惯。于是，我并不耗到没力气了才休息，我是在没力气之前就休息。

我相信，我最初取得的一些荣誉，和我分段练习的方法是分不开的。分段是分配、利用时间的基本方法。要是懂得如何分配、利用时间，你就懂得如何管理自己的生活、如何处理身边的事，从而取得最大收益。

妈妈常常说起当年我练球有多刻苦，这种认真劲儿是同龄孩子身上没有的。爸爸也说，我对高尔夫的打法似乎有一种天生的领悟力，能体会到种种技术细节。没过多久，我的差点就降低了，我也开始打锦标赛。1971年，我和爸爸组队，在弗吉尼亚高尔夫俱乐部打了一场。当时，我的表现震惊全场，连我自己都吃了一惊——以我的差点，我和爸爸两人领先15杆，横扫赛场。那是我第一次搬奖杯回家，尝到了成功的喜悦，之后，我打球的兴致一发而不可收。只要有机会，我就上场，经常是跟爸妈组队，打俱乐部的比赛。那时候，我们有一种“赢球赛”，参赛选手每人往烟盒里投1角钱，最先打完的前10名，每人都能得到一颗独立包装的高尔夫球。还有一种很流行的“赢鸡赛”，参加的人每人贡献5角钱，最先打完的五位赢家一人赢得一只冻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