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世界第三次性学高峰”

    不久以前，有人提出世界上将出现以华语为中心的“第三次性学高峰”。世界第一次性学高峰是以德语为中心的，主要是在20世纪的初期和前期，其代表人物为一批德国科学家如赫希菲尔德、莫尔、布洛赫等。世界第二次性学高峰是以英语为中心的，主要是发生在20世纪的中后期，其代表人物为一批美国科学家如金西、迪金森、玛斯特斯和约翰逊等。而进入21世纪，华人世界将达到第三次的性学高峰。

    提出这个预测的是阮芳赋教授。

    我认识阮教授已有二十三年了。1985年，当我刚刚进入性学领域的时候，他是北京医科大学医史教研室的一位副教授，那时他已经有了风靡全国的成果，这就是1985年春天出版的《性知识手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版的第一部系统、全面又有一定深度的性学读物，当时这本书真是被人争相购买，“洛阳纸贵”。在20世纪80年代，不少人还不好意思公开地去买什么性方面的书，都在书店说：“买那本黄封面的，两块五的！”这也是中国现代性学史上的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1985年7至8月，我参与发起并组织了我国第一届性教育讲习班，在上海举行，有来自18个省市的八十多人参加，大多数人都成为以后中国推行性教育的骨干力量。授课教师有三人，一是从北京请来的阮芳赋教授，二是从广西请来的一位何教授，三是我。

    这次讲习班办得很成功，阮教授建议我们乘胜追击，成立一个学术团体。我说：“成立学会要政府审批，怕很难吧？”他说：“不要紧的，可以先成立一个筹委会，成立筹委会不需要批准。”于是，我们就成立起来了，第二年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上海性教育研究会，这是中国正式成立的第一个性学会。

    可惜，到了1985年年底，阮教授到美国学习工作去了，一去就是二十多年，在这期间，他得到了博士学位，成为华裔中的第一个性学博士(那时他已加入美国国籍)，以后长期在美国高级性学研究院工作，同时也不断地和中国学者取得联系。2007年夏天，他和几位学者反复磋商，决定建立一个“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2008年1月在深圳召开成立大会，会上他将发表关于“世界第三次性学高峰”的演讲，而且邀请我和胡宏霞博士参加。

    对于他这个预测，我是十分赞成的，从我的研究的切身体会中深深感到，中国人在这方面有许多优势，中国文化一定能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他能明确地提出这个预测，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是，看到了阮芳赋教授在网上发表的演讲文章时，我却有些失望，他举了一些个案来论证“世界第三次性学高峰”，而这些个案都有一些局限性，说明不了这一伟大的预测。

    例如，有些工作是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合作进行的，而且中国学者并不是太占主导地位，这就说明不了中华文化的优势了。他十分推崇1999年在香港召开的第十四届世界性学大会上通过的《世界性权利宣言》，可是据我看这个宣言虽然有意义，可是有的内容不符合中国国情，在理论上也有偏颇。另外，有些事例虽很突出，但是只举这一件事，就显得单薄了，“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香满园”嘛！

    我的看法是，提出一个大论点，最好不要单纯以许多个案来作为论据。因为社会现象十分复杂，十分多元，可以举出任何个案来说明任何观点，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举个案，总是很难全面，主要要看大背景、大形势，在什么样的经济、政治形势下，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怎样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种以华语为中心的第三次性学高峰。

    这么一个宏观的预测一定要有一些宏观方面的因素作为论据，我认为这些论据应该是：

    1．世界上有许多人预测，到了2l世纪中叶，中国的经济发展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经济发展的高潮必然会带来文化发展的高潮，中国未来的经济地位也会决定了中国文化(当然也包括性文化)在世界的影响与地位。

    2．就现代性科学的发展而言，中国在某些科学理念、研究性学的技术手段等方面还和西方国家有些差距，当然也能迎头赶上；另一方面，中国丰富而悠久的性文化在世界上占有十分优势的地位，这种优势要感谢我们的老祖宗。现在，这方面的文化正在不断挖掘的过程中，这就是说，中国人有潜力，有本钱。

    3．中国的党和政府提出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方针，虽然现在有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性文化在其中的重要内涵，但是由于性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发展必将带来性文化的巨大发展，这股浪潮必然会向这个方向奔流。

    4．计划生育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它和性科学的关系至为密切，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性科学的发展得到计划生育的支撑甚大，在今后的发展中，计划生育这个基本国策也是一个开路先锋、一面大旗和坚强的后盾。

    5．中国人口众多，人多，经济发展，就可能涌现更多的文化精英。中国现代性科学虽然兴起稍晚于西方，但是学术力量雄厚。即以全国性的性学组织中国性学会而言，它有会员6200多人，就以活跃分子占30％计算，也有2000名性学家的这样一支浩荡大军，同时还有新鲜血液源源不断地加入这个队伍，这股力量是世界少有的。

    我深信，从以上这些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和人力资源的条件来论证“世界第三次性学高峰”的发生，是最雄辩、最有说服力的。以上这些条件为中国所独有，那么这次性学高峰要在以华语为中心的范围内发生，也是必然的了。

    但是，怎样和阮芳赋教授探讨呢？他现在远在台湾，对这么大的一个问题不当面讨论是说不清楚的，可是哪有这个机会呢？我也想写一篇文章阐述我的意见给他寄去，可是如果他不接受呢？如果他不接受，我再坚持，就形成“对立”了。在这么一个大会上形成“对立”，总归不好，中国人不总是提倡开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吗？

    在一段时期内，在大会上是否要谈这些意见，我颇费踌躇，而开会的日期却一天天地临近了。最后我下了决心：讲！掀起“以华语为中心的世界第三次性学高峰”是一个伟大的预测，如果只用那些个案来论证，是站不住脚的，是缺乏说服力的。对此，我不讲谁讲呢？如果我畅所欲言地讲了，阮芳赋教授会不高兴，而这几个个案中的人也会因为我不赞成把他们捧得那么高而不高兴，那么怎么办呢？应该是“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

    我几次征求了胡宏霞博士的意见，她也很难置可否，只是说：“尽量还是少得罪人吧！”

    2008年1月19日，我和胡宏霞从上海去深圳参加“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成立大会暨高级论坛”。这次大会有180多人参加，中国(包括香港、台湾]的许多知名的性学家和性教育工作者几乎全来了，我见到了许多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和新朋友，同时也感到阮芳赋教授能够发起并组织这次大会真不容易。

    大会把我的发言放在第三天(最后一天)的上午第一个，而把阮关于“世界第三次性学高峰”的发言放在下午最后一个，他发言以后就是闭幕式了。按照逻辑顺序，我在他的发言以后再讲则比较好，可是一切都已无法改动了，他们甚至还不知道我要讲什么呢？

    当我们到达深圳的第二天晚上，阮芳赋教授来看望我们，我对他说：“阮教授，我在这次发言中要对你提出的‘世界第三次性学高峰’的论据提一些修改与补充的意见，可以吗？可是，你的发言是在最后，我只能根据你在网上发表的文章谈了。”

    他说：“好的，不过每个人的发言只有25分钟。”

    1月22日上午，我发言了。回顾了二十多年前我和阮教授的交往，赞扬了他多年来为中国性学发展所作的贡献，肯定了他所提出的“以华语为中心的第三次性学高峰”这一预测的重要意义，谈了几个个案不足之处，讲了这一宏观的预测应该有几个宏观的条件作为依据，等等。因为这次发言的重要性，我事先写了讲稿，可是一发言，我就不知不觉地离开讲稿，顺流而下了，因为这讲稿的内容我在心中已经想过千遍万遍。

    这次大会的发言限定每人25分钟，似乎控制很严，当我讲了还不到一半内容的时候，主持人彭晓辉教授提醒我：“还有8分钟。”

    我一愣，只好说：“好，我快点讲。”

    没想到台下突然有几位听众大声地说：“让他讲下去，让他讲下去。”“我们要听刘教授讲话！”然后就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这个“突发事件”使我有些不知所措，我望望主持人。这时一位会议负责人陶林主任赶快上台，对主持人说：“让刘教授讲吧！”主持人说：“好，好，刘教授请继续讲，按照大家的意见，你的发言不受时间限制。”

    当然我也不能不识相而占用过多的时间，但是总算安心了一些。我用这么一段话结束了这次演讲：

    最后，我想送这次大会一首诗，这是清朝晚期一个叫黄遵宪的人写的，他是一个思想家、革命家，他和“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还有梁启超等人齐名，这首诗的题目是《赠梁任公同年》：

    列国纵横六七帝，斯文兴废五千年；    黄人捧日撑空起，要放光明照大千。

    我想，这首诗很好地表达了我们大家的愿望、大家的壮志豪情，这也是鼓舞我们在阮教授所预测的“第三次性学高峰”的道路上奋勇前进的力量。我认为这应该是我们这个协会的精神所在。

    谢谢大家！

    引用这首诗，我感到比较得体，华人性学家应该有这股劲儿，才能干成大事，才能达到“世界第三次性学高峰”。

    我发言以后，台下掌声很热烈。

    轮到听众向发言者提问了，有几个人问了我关于研究性文化，性文化可以不可以是“下里巴人”、性文化节与“卖淫合法化”是否可行等问题，我一一作了回答。这时，主持人念了一张递上来的纸条，是一位性教育工作者张静女士写的，她写道：“刘达临教授是我们大家所尊敬的性学家，我们读过他的许多书，他是一个干实事的人，请乘此机会向刘教授表达我们对他的敬意和谢意。”

    上午走出会场，一位香港学者对我说：“刘教授，你的发言真好。”晚上台湾的文荣光教授请我和胡宏霞吃晚饭，他说：“你发言中说什么‘一花独放不是春’，确是这样。”

    到了下午，阮芳赋教授最后一个作关于“世界第三次性学高峰”的发言了。他讲起话来总是很激动，不太按稿子讲，好像心中有一股热浪挤在喉咙口要进涌出来。可是，可能因为太有激情了，有些口不择言，讲话中有些漏洞，例如他说：这“第三次性学高峰”之所以落在我们华人身上，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而是因为人家(美国)不要了！

    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怎么可以这么说呢？不过，出自阮教授的声望和大家对他的尊重(他是老一辈的性学家，又是“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的发起人和创办者)，一般是不会有人公开地站出来对他进行质疑的。怎么办？就让这件事过去了？我又要被逼着去当“出头鸟”了！

    在向报告人提问的时候，我举手说：“你方才说，第三次性学高峰的出现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而是人家不要了，那么为什么日本人不去拣，印度人不去拣，而我们中国人能拣起来呢？我认为正是因为我们华人有许多优势，所以时代的重任才必然地落在我们的身上，而并不是人家不要了、我们才拣起来的问题。”

    阮教授作了一些解释，说是中国人当然有许多优势，这些优势方才刘达临教授都说过了，他就不讲了。

    整个大会结束了，酒阑人散，大家纷纷走出会场，一位成都的性教育工作者胡苹对我说：“在所有的学者中，你是我最尊敬的学者。”

    从深圳回到上海，我并不是很高兴，总觉得欠了别人一些什么，好像做错了什么事。阮芳赋教授和我是多年的交情，这次好心好意地请我去深圳开会，我为什么要公开地反对他呢？虽然只是学术讨论，可是弄得他的发言不那么圆满了，似乎在抢了他的风头。不过，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有话不说也不行啊！

    我问胡宏霞：“你说，阮芳赋这次会后悔邀请我去开会吗？”

    她说：“但愿不会吧！”

    是的，但愿不会。我和阮芳赋教授这些人都是新中国的第一批性学家，都已年过七旬了，尽管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却总有“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担心了。我们一辈子为了性学研究、为了光复人性而历尽风浪，受尽委屈，如果还有什么误会，也不必放在心上了。思前顾后，怕这怕那，实在活得太累。我们即使厥功至伟，也不过是一块铺路石，让后来的性学家们踩在我们的身上，迎着“世界第三次性学高峰”继续前进。

    让这美好的目标早日实现吧！

    刘达临

    2008年2月18日

    于上海万春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