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经历与思想

　　蒋介石为何刺杀陶成章

　 1912年1月14日，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在上海广慈医院被刺。关于此案，当时人已经普遍怀疑是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所为；后来，毛思诚在编著《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时，也承认不讳。近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中正自述事略》残稿一册，发现它的记载较毛思诚所著详尽，且系蒋介石“自白”，因此，史料价值更高，有助于回答蒋介石刺陶这一疑案。《事略》以毛笔恭楷写成，文字略有蚀损。现将有关段落照录如下，凡蚀损处均以口口表示。可以意补的地方则以括号标明。

《事略》述1908年的经历时说：

是时之知交。以竺绍康为第一人……余无形中亦渐染其风尚。彼口（言）锡麟之死，实为陶成章之逼成，不然，以口口（徐之）学行，其成就必不止此。又谈，陶之为人，不易共事。余闻此乃知陶、龚日常诋毁徐伯口口（生有）帝王思想者，实有其他意图。余当时闻陶、龚毁徐，仅以为伯生已死，即有过误，我同志不应再加猜测，诋毁先烈而已，而孰知伯生之死，为陶所逼口（乎）！自此，即甚鄙陶之为人，以其无光明正大态度，无革命人格。

竺绍康，浙江会党首领，曾与秋瑾、徐锡麟共同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策划起义。1908年与蒋介石相识。1910年去世。锡麟，即徐锡麟，字伯荪，蒋介石写作伯生，章太炎写作伯孙。龚，指龚宝铨，光复会的重要成员。（按：徐锡麟和陶成章本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后来，因在革命途径及大通学堂应否续办等问题上意见分歧，二人发生冲突。）1907年，徐锡麟依靠表伯、山西巡抚俞廉三的关系，以道员分发安徽，被任命为巡警学堂会办，深得信任。7月，刺杀巡抚恩铭，被捕牺牲。关于此事，章太炎曾说：“其后伯孙人官颇得意，焕卿等不见其动静，疑其变志，与争甚烈，及伯孙杀恩铭，始信之。”竺绍康所言，“锡麟之死，实为陶成章之逼成”，指此。这一事实表现出陶成章性格的一个突出弱点——多疑，但据此即将徐锡麟之死的责任归在陶成章身上，并由此认为其“无革命人格”，显然不妥。

《事略》又说：

及陶由南洋归日，又对孙先生诋毁口口（不遗）余情。英士告余日：陶为少数·经费关系，不顾大体，掀起党内风潮，是诚可憾，嘱余置之不理，不为其所动，免致纠纷。余乃知陶实为自私自利之小人，向之每月接济其经费者即停止，不与其往来也。

1907年春，同盟会内部发生反对孙中山的风潮，陶成章是参与者之一。1909年9月，陶成章因在南洋募捐未获满意结果，联络李燮和、柳聘农、陈方度、胡国梁等七八人以东京南渡分驻英、荷各属办事的川、广、湘、鄂、江、浙、闽七省同志的名义起草《孙文罪状》，指责孙中山有“残贼同志”、“蒙蔽同志”、“败坏全体名誉”等罪状十二条，要求开除其总理一职，通告海内外。《罪状》并诬称孙中山贪污公款，在香港、上海存款二十万云云。陶成章并带着《罪状》，赶赴东京，要求同盟会本部开会讨论。《事略》所称“为少数经费关系，不顾大体，掀起党内风潮”，指此。这一事实同样表现出陶成章思想性格中的弱点，陈其美批评其“不顾大体”是有道理的，但由此判定其为“自私自利之小人”，也显然不妥。

《事略》还说：

当革命之初，陶成章亦口（踵）回国，即与英士相争，不但反对英士为沪军都督而颠覆之，且欲将同盟会之组织根本破坏，而以浙江之光复（会）代之为革命之正统，欲将同盟会领袖口口（孙、黄）之历史抹煞无遗，并谋推戴章炳麟以代孙先口（生），口（呜）呼革命未成，自起纷争。而陶之忌刻成性，竺绍康未死前，尝谓余曰：“陶之私心自用，逼陷徐伯生者，实此人也。尔当留意之！”惜竺于此时已逝世，而其言则余初未口（忘）。及陶亲来运动余反对同盟会，推章炳麟为领袖，并欲置英士于死地，余闻之甚骇。且怨陶之丧心病狂，已无救药，若不除之，无以保革命之精神，而全当时之大局也。盖陶已派定刺客，以谋英士，如其计得行，则沪军无主，长江下游必扰乱不知所之；而当时军官又皆为满清所遗，反复无常，其象甚危，长江下游，人心未定，甚易为满清与袁贼所收复，如此则辛亥革命功败垂成，故再三思索，公私相权，不能不除陶而全革命之局。

本段中，蒋介石坦率地承认，他是刺陶案的主凶，并列举了许多理由，证明他的行动是有功于革命的正义之举。其实，陶有可责之过，并无可杀之理。在蒋所述理由中，有些还有可疑之处。例如所谓陶成章准备刺杀陈其美的问题。蒋介石是陈其美的亲信，这一点陶成章不可能不知道，他怎么会糊涂到向蒋介石透露刺陈方案，甚至动员蒋下手呢？倒是蒋介石所说的其他理由，对于说明陶成章的死因，有一定意义。如蒋介石称，陶成章“回国即与英士相争，反对英士为沪军都督而颠覆之”，以及“反对同盟会”等，应该说，这才是陶成章的真正死因。

1909年秋，陶成章再次掀起反对孙中山的风潮后。因受到黄兴等人的抵制，于次年2月在东京重建光复会，以章太炎为会长，正式与同盟会分家。1911年筹备广州起义期间。两会关系有所缓和。不久，赵声在香港患盲肠炎逝世，陶成章怀疑为胡汉民所毒，再次对同盟会产生疑忌。同年7月，陶成章应尹锐志、尹维峻姊妹之邀，回到上海，组织锐进学社，作为秘密联络机关。当时，陈其美、谭人凤、宋教仁等正在上海筹备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以便在长江中下游发动起义。同月26日，陈其美、陶成章在沈缦云宅开会，讨论合作问题，二人发生争执。陈其美一怒之下，竟掏出了手枪。几天后，陶成章匆匆离沪，再赴南洋，上海一地存在着两个革命组织的状况也就因之未能改变。所幸的是，面对共同的敌人，双方大体仍能配合。11月3日，上海起义发动，陈其美率队夺取制造局，他只身入内劝降，被扣押。起义群众奋勇进攻，光复会的李燮和也调来军警助战。救出了陈其美。11月6日，沪军都督府成立，陈其美被推为都督，李燮和任参谋。对此，李燮和与光复会的人都很不高兴。有人主张逮捕陈其美，治以“违令起事，篡窃名义”之罪。李燮和不同意，于11月9日率部去吴淞成立军政分府及光复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宣布只承认苏州军政府为全省的军政府，“所有上海地方民政、外交等事，均归苏州军政府办理”。这样，同盟、光复两会矛盾再度公开化。

上海光复之际，陶成章自南洋归国。他未能因应形势，和同蕴会弃嫌修好，相反，却继续鼓吹和同盟会分家，进一步恶化和，孙中山的关系。南京攻克后，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上海召开。推举大元帅，一部分人主张推黄兴担任，以朱瑞为首的浙军将领则主张推黎元洪，强烈反对黄兴。时任浙军参谋的葛敬恩后来回忆说：“袒黄（亦即袒孙）、袒黎一时闹得不可开交。光复会分子反对同盟会日益露骨，陶焕卿、李燮和一派鼓吹与同盟会分家，我们就成了此等人的对象。”会议本已于12月4日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但于12月17日又改推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代行大元帅职权。这一变化，原因复杂，但同盟会方面认为和陶成章“嗾动军队”有关。12月20日，马君武鉴于孙中山即将回国，在上海《民立报》著文，盛赞孙中山的革命品格和经验，断言财政及外交等问题，“通计中国人才非孙君莫能解决”。该文称：

孙君之真价值如此。日人宫崎至谓其为亚洲第一人杰，而尚有挟小嫌宿怨以肆诬谤者。其人必脑筋有异状，可入疯人院也。吾平生从不阿谀人，又以为吾国素知孙君，故默默然不赘论。今见反对孙君之人大肆旗鼓，扇惑军队，此事与革命前途关系至大，又孙君于数日内将归国。故不能已于言。

马君武此文所称“挟小嫌宿怨以肆诬谤”，“大肆旗鼓，扇惑军队”的人，显指陶成章。辛亥革命前，马君武长期生活在德国，和同盟、光复两会之间的矛盾素无关系。他感到“不能已于言”而出面著文，可见陶成章的活动已经引起了严重的关切。当时，《民立报》和南洋同盟会员曾经为孙中山做过部分舆论鼓吹工作，陶成章等人认为意在为孙中山“骗取总统”。1912年1月，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陶成章曾致书孙中山，重提“南洋筹款”旧事。这就意味着，要将孙再次放到“大骗子”和“大贪污犯”的被告席上。孙中山因此愤而复书，责问陶在南洋发布《孙文罪状》的理由，并称：“予非以大总统资地与汝交涉，乃以个人资地与汝交涉。”这样，两人间沉淀已久的猜嫌再度搅起，革命队伍有再次争吵、分裂的危险。

这一时期，陶成章与陈其美的矛盾也进一步尖锐化。突出地表现在几个问题上：

1.陶成章拒绝陈其美的“协饷”要求。据章天觉回忆，陈其美为在上海筹办中华银行，曾向浙江都督汤寿潜要求“协饷”25万元，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当时，陶成章在浙江军政府任总参议，汤寿潜向陶征求意见，陶表示容“缓商”，汤寿潜即复电拒绝。后来，陈其美当面质问汤寿潜，汤答以陶成章“不允”。其他记载也说，陈其美曾因军需，向陶成章要求分用南洋华侨捐款，陶回答说：“你好嫖妓，上海尽有够你用的钱。我的钱要给浙江革命同志用，不能供你嫖妓之用。”

2.陶成章对陈其美在沪军都督任内的作为不满。樊光回忆说：“时陈其美在沪督任上，声名恶劣， （陶成章）当然是大不满意，间有讥评”。

3.陶成章在上海练兵，并号召旧部。据《民立报》记载，1911年11月下旬，为了进攻为清军盘踞的南京，陶成章曾电饬浙江温、台、处三府，添练义勇三营，又电告南洋各机关，速汇巨款；同时又在上海成立“驻沪浙江光复义勇军练兵筹饷办公处”，准备在闵行镇一带练兵。这一举动，自然更易引起陈其美的警惕，认为其锋芒是指向自己的。1912年初，章太炎曾劝告陶成章：“江南军事已罢，招募为无名。丈夫当有远志，不宜与人争权于蜗角间。”所谓“与人争权”，自然是指陈其美等。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汤寿潜出任交通总长，所遗浙江都督一职建议在陈其美、章太炎、陶成章三人中择一以代。从当时舆论看，几乎是一片拥陶声。有的说：“成章早一日莅任，即全浙早一日之福。”有的说：“非陶公代理，全局将解体矣！”有的甚至说：“继其任者，惟有陶焕卿，斯人不出，如苍生何！”章太炎也积极为陶成章活动，认为“浙中会党潜势，尤非焕卿不能拊助”。陈其美不会乐意丢掉上海去当浙江都督，但由陶成章出任，陈其美也不会安枕。

当时，上海已经谣传陈其美准备刺杀陶成章，王文庆在南京也得到“确实消息”。陶成章在沪“大不利”。于是，陶成章先后避居于客利旅馆、江西路光复会机关、汇中旅馆、广慈医院等处。1月7日，他在《民立报》发表通告，内称：

当南京未破前，旧同事招仆者，多以练兵、筹饷就商于仆，仆未尝敢有所推诿。逮南京破后，仆以东南大局粗定，函知各同事，请将一切事宜商之各军政分府及杭州军政府，以便事权统一，请勿以仆一人名义号召四方，是所至祷！恐函告未周，用再登报声明。

这一通告表明，陶成章已经十分清晰地感到了自身处境的危险，正在力图使对手相信，他不会组织军事力量，“号召四方”，构成什么威胁。1月11日，他又通电声明，不能胜任浙江都督一职，电文云：

公电以浙督见推，仆自维辁才，恐负重任。如汤公难留，则继之者非蒋军统莫属，请合力劝驾，以维大局。

蒋军统，指蒋尊簋，同盟会会员。陶成章此举仍然是为远祸保身，但是，他的“旧同事”们却不能理解他的苦衷，沈荣卿等以“全体党员”名义致电各报馆及陶成章，电称：

顷阅先生通告各界电，骇甚。先生十余年苦心，才得今日之收果。吾浙倚先生如长城，经理浙事，非先生其谁任？况和议决裂，战事方殷，荣等已号召旧部，听先生指挥。先生为大局计，万祈早日回浙，筹备一切，若不谅荣等之苦衷，一再退让，将来糜烂之局不可逆料。敢布区区，敬达聪听。

这份电报不啻是陶成章的催命符。

1911年12月，还在浙军反对黄兴出任大元帅的时候，陈其美就曾请浙军参谋吕公望转告陶成章“勿再多事，多事即以陶骏保为例”。陶骏保原为镇军军官，1911年12月13日为陈其美枪毙，可见，当时陈其美已萌发了除陶的念头。这时，沈荣卿等又坚持要陶成章出任浙督，并且“号召旧部”，听陶指挥，这样，自然使陈其美感到事不宜迟。

　　《事略》又说：

余因此自承其罪，不愿牵累英士，乃辞职东游，以减少反对党之攻击本党与英士也。

这里，实际上是在承认，“除陶”是陈其美指使的了。

在《事略》中，蒋介石自诩他的“除陶”是“辛亥革命成败最大之一关键”，实际上，他的行为极大地损害了革命队伍的团结，削弱了革命力量。此后，光复会即烟消云散，原成员和同盟会更加离心离德了。

陶案发生后，舆论哗然，蒋介石不得不避走日本：刺陶的另一凶手王祝卿逃到浙江嘉兴，被当地光复会员雇人杀死。1912年9月，黄兴、陈其美入京，共和党设宴欢迎，邀请章太炎“同食”，但章太炎拒绝参加，他发表公开函件说：

陶成章之狱，罪人已得，供辞已明，诸君子亦当闻其崖略。自陶之死，黄兴即电致陈其美，嘱保护章太炎，仆见斯电，知二竖之朋比为奸，已发上冲冠矣！

黄兴要求保护章太炎，但章太炎却将黄兴视为“朋比为奸”者，表现出对同盟会的深刻的猜忌和隔阂。

　　原载《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4期

　　附记：蒋介石的自我评估

本文发表后多年。发现1943年7月26日蒋介石日记云：“看总理致吴稚晖先生书，益愤陶成章之罪不容诛。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这则日记很有意思，说明蒋始终认为他在1912年刺陶是“革命行动”，出于“大义”，其授意者虽并非孙中山，二人之间也始终未谈及此事，但蒋介石自我估计，孙中山之所以长期信任他、重视他，却和此事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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