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原谅在这本书的目录里，我写下了太多的“非常”，这可能缘于我的职业偏好，当记者的总是好奇非常之事，这也是这个职业惹一些人生气的原因之一。
    “非常”之“常”，乃“常识”之“常”。在大学新闻系读书的时候，在揣着记者证游走于大街小巷，去面对一位又一位“非常人物”，目击一场又一场“非常事件”的时候，我想得更多的却不是“非常”。
    不知“常”岂知“非常”？我在想，人类能够走到今天，总是靠着一些常识的。
    “常”与“非常”，就像“生”与“死”那样互为表里。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我愿把它掉个个儿：“未知死，焉知生。”
    1961年，新闻记者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1916—2006)出版了她那本在城市规划界引发一场“地震”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可贵之处就在于“死”在“生”前。我以为，这不是消极而是积极，因为它充满了一种希望，一种对生的希望——对于被异化的城市而言，你不知道它是怎样死掉的，又怎能让它活过来呢？
    记者好奇“非常”也同此理，在确定选题时，他们是以“常”来裁量“非常”，而王作的结果，却是让读者品读“非常”来感知“常”。所以，记者往往以问题为导向来探解这个世界。他们不是向这个世界发难，而是基于对常识的忠诚。
    这个常识要回答的问题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被摆在了什么样的位置？这确实是对人类的终极发问。
    正是因为人类没有回避这一声发问，才有了文明的演进，并生出记者这个行当。
    这并不意味着记者享有了某种道德优势。记者为“常”而“非常”，实是因为不如此便不得活命。这是人类社会的规律使然，也是这个职业的宿命所在。
    曾记得1987年我迈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门后不久，老师给我们放了一盘录像带，一位电视记者拍摄某国兵变，但见镜头内一列列士兵疾驰而过，杀气正酣，突然镜头出现一次剧烈的抖动，我们知道，这位记者中弹了，牺牲了，但是，镜头还在他的肩上，还在记录着。
    我至今仍感谢我的老师，使我在懵懂成年之际有了这样一次灵魂出壳。这次经历使我不得不怀着一种神圣的情感来思考记者的意义。
    每年都有新闻记者非正常死亡的报告，这个世界并不太平。人类文明在今天已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但在这颗星球上，还有那么多人喜欢掏枪。这不是人类社会的必然，而是人类社会的局限。
    对暴力的崇拜缘于恐惧与贪婪，这是人性的短处，好在人类始终没有放弃爱与沟通的勇气。以忠实报道事实为天职的记者增进的是人类沟通的可能。一个容忍记者正常工作的社会，一个可以沟通的社会，才有对人类局限的超越。
    《城记》出版之后，我有两大心愿，一是完成《梁思成传》的写作，二是从财产权与公共政策演变的角度，来探解上世纪50年代以来北京的危房问题：为什么一个城市在和平发展与经济增长时期，它的细胞——住宅——出现了如此大面积的衰败？这是人类城市史上罕见的现象，很值得研究。我如能为此写一本书，就叫《胡同之死》。
    怀着这两个愿望，我一有空便扎进档案馆和故纸堆，那个世界着实迷人。无奈总有电话响起，把我拽到一个又一个“非常现场”，迫使我表现出记者的状态。
    在昨与今之间，我的笔墨拉起了抽屉，好在这不是一种折磨。还是套用孔子的那句话：未知今，焉知昨？对今日城市的理解使我对历史有了更多的发现，这是多么丰富的乐趣，诚拜我的职业之赐。    我就这样在现实中寻找着历史的答案，手捧采访本踏访一个又一个城市，写下一篇又一篇报道。在这些报道的基础上，我完成了《采访本上的城市》，取这样的书名，是因为它代表了我的一种生存状态——拿着采访本到城市里去。
    我好奇城市面对生命的态度。20世纪以来，人类的思潮翻江倒海，人类的技术一日千里，人类拥有了太多的利器，他们已能够轻易地把城市推倒重来，他们的本性在城市里酣畅地宣泄。“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城市里诞生了太多的戏剧。
    中国的城市化与人类的新技术革命被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认为是21世纪初期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件事情。
    发生在中国的这件大事，被记者出身的CCTV大楼的建筑师库哈斯(Rem Koolhaas)描述为：“正处在一个不可能的状态下——改变着世界，却没有蓝图。”这样的判断是否像他设计的大楼那样不可思议？
    约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正在进行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城市化实践。中国已成为当代国际城市规划和建筑界的大舞台，不同地区甚至是不同时期的规划思潮在这里骤然围聚，激烈交锋，这向中国的城市暗示了怎样的未来？
    持续释放的巨大机遇，会使中国成为21世纪伟大城市与建筑作品的诞生地吗？
    在这个世纪里，“伟大”将获得怎样的定义？它是对生命的俯视还是对生命的仰视？
    一个个巨大的疑问鼓动着我撒开脚丫子，《采访本上的城市》就是用脚写出来的一本书，多是走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它包含了我在《城记》完成之后，对中国城市化浪潮的调查性思考，以及对相关历史问题的回顾。
    我的探索从三个层面展开，宏观层面着眼于城市布局：单中心或多中心？破旧立新或新旧并存？中观层面着眼于城市街区：大街坊或小街坊？宽马路或窄马路？微观层面着眼于城市细胞——建筑、物权、税收，等等。
    《城记》是在宏观层面上展开的叙事，《釆访本上的城市》则试图将笔力渗透到中观与微观层面。
    “布局——街区——细胞”及其背后的公共政策与文化含义，构成了我认识城市的体系。在这样的三个层次里，城市是敏感的，是可以有无穷变化的，但每一种变化都是可读的。这样，就可以用逻辑的方式来求证事物，而不必画符念咒用桃木宝剑去捉妖。
    必须说明的是，《采访本上的城市》并不是为了阐释这样的理论，它表现的只是这种认识体系的可能性——看我能不能把城市的故事还原得更加本质？
    这本书以一个个故事连缀而成，故事与故事之间，情节上的联系或有或无，但它们多被这样一个“场”控制着。
    《城记》完成之后，有一个问题我始终不能释怀，就是在过去的十多年间，房危屋破一直是拆除北京老城区的理由，却少有人关心是何原因导致了老城之衰，以致于简单地把危房这样一个社会问题等同于一个物质问题，以为推土机一推便可了之，殊不知问题竟是越推越多。
    我曾想在《城记》里展开这个问题，无奈一本书只能完成一个任务。我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胡同之死》。但这是一个浩大工程，《采访本上的城市》只是朝着这个目标的进行时态，但仍有加以呈现的必要——如果它能够引起人们对我热爱的这个城市更多的关心，我就可获得内心的安宁了。
    王  军    2008年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