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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近世俗语文学之训诂，则还在赤贫如洗的状态。”①这里所谓“古书”，指的是先秦两汉典籍，“近世俗语文学”则包括唐宋以下的诗词剧曲、变文俗讲、话本小说等。作者这番话是就三十年代以前的情况而言的，他一方面对中国传统训诂学研究先秦两汉典籍中的“雅诂旧义”所取得的辉煌成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一方面又对传统训诂学忽视近代而造成头重脚轻的状况深致不满。这种估价，就其基本方面来说，应该是正确的。半个世纪以来，由于中外学者的逐渐重视和共同努力，“近世俗语文学之训诂”可以说有了长足的进展，单从国内的研究情况看，就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出现了一批专著。解放前后（主要是解放后），徐嘉瑞《金元戏曲方言考》、朱居易《元剧俗语方言例释》、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等相继问世。近年来又有陆澹安《小说词语汇释》、《戏曲词语汇释》，顾学颉、王学奇《元曲释词》（第一册）陆续出版。其中，张、蒋二书尤以搜罗宏富、训释精当而堪称力作，在国内外都很有影响。 第二、解放以后，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来，考释近代白话语辞的单篇论文也不在少数，散见于《中国语文》等专门刊物及各大学报。 第三、在这一历史阶段各类文学作品的多种注本中，对出现的语辞也往往加以考释，其中不乏精到之见。王季思《西厢记注》、钱南扬《元本琵琶记校注》、《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可为代表。 在国外，以日本汉学界为主力，除了着手编制大量语汇索引、资料汇编等基础工作之外，也出现了一批新作，如高岛俊男《水浒传词汇词典稿》、盐见邦彦《唐诗俗语新解》等。吉川幸次郎等人的《元曲选释》，则堪称同类注本中的白眉。 从以上不完全的列举中可以看出：“赤贫如洗的状态”到今天已经大为改观。然而，由于这一历史阶段所包括的时间既长，作品又多，呈现出来的语言现象非常丰富，因此，现在所取得的这些成就，还仅仅是这个领域内研究工作的一个良好开端，要解决的问题还多，待开垦的处女地仍有不少。 在一种语言内部，语音、语法、词汇三者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语法变化较慢，语音较快，词汇，主要是那些非基本词汇最快。拿汉语来说，即便是唐宋以下的一些词，也有不少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消亡，成为历史陈迹；有的还以各种形式存在于现代方言中；有的则是形式依旧而内容全非。研究这些已经消亡或使用范围已不广的词语，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对此，笔者曾在《试论古代白话词汇研究的意义与作用》一文中谈过一些粗浅的看法，现再撮录其要点如下： 第一、这是汉语史这门学科本身科学化系统化的需要。讲汉语的历史发展，当然不能抛开词汇，讲词汇的历史也不能只讲古代而忽略近代。前人由于历史的政治的原因而详古略近，留下了词汇研究的一段空白，理当由我们来填补。这与现代汉语（包括普通话和各大方言）的词汇研究也大有关系，是自不待言的。 第二、大型辞书是汉语史词汇研究成果的直接体现者，新编这类辞书质量上要超越前人旧制，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近代词汇的研究，取决于对这方面研究成果概括吸收得如何。日本编《大汉和辞典》》、台湾编《中文大辞典》可谓宏篇巨制，但在近代词汇的收录诠释方面并未有重大突破，商务新版《辞源》尽管作了努力，也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原因即在于可供概括吸收的成果太少。 第三、近代词汇研究也同继承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遗产有密切关系。本期大量的文学、历史、哲学以至科技著作，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当时口语，有的则纯粹用口语来记录。要分析和利用它首先得理解它，要真正理解它又不能不从扫除文字、词汇方面的障碍入手。日本汉学家入矢义高曾经慨叹读《朱子语类》之难，认为关键就在于它是语体，而此书却是治哲学史、思想史、政治史乃至文学史的人不能不稍加留意的。 第四、近代汉语词汇研究也有助于提高古籍整理工作的质量。解放以来整理出版了不少这一时期古籍的点校本或校注本，从总的看质量大大超越前人，但在校勘、断句、注释方面也往往出现失误。推究致误的原因，则大都与误解白话词语有关。 由此可见，研究近代汉语词汇并非出于研究者搜奇猎古的个人癖好，而是有着不应忽视的意义与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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