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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在写《法律篇》时持有这样的观点，财产可以增至某一限度。正如我们所提到过的，然而绝不允许公民拥有多于最低限额5倍以上的财产。制定这样一些法律的人应当记住他们容易忘却的东西，即，限定财产数目时，也应当对孩子的数目加以限定。因为孩子一旦多到资产不能负担，这种法规就不得不破产。除了法规弛败外，许多富人还会变得穷困潦倒。这也是一件不幸之事；因为命运多舛的人的确容易引发事端。古时的一些立法者显然明白，平均财产能给政治社会带来影响，梭伦和其他人所制定的那些法规中有一条就禁止人们任意获得过多的土地，在一些城邦还有法律禁止人们出售财产，例如，在洛克里就有这样一种法律，如果某人无法确切地证实他遭受了重大不幸，他就不可以出卖其产业。此外，有些法律的目的就在于维持原来的家业，在琉卡斯岛就有过这样的法规，后来由于废止了这一法规结果使得其政体过于平民化，因为不够规定财产资格的人也入选为行政官员。还有，在平均资产的地方，财产数目要么过大要么太小，这样人们要么生活奢侈，要么生活贫困。所以，立法者显然不仅应以平均资产为目标，而且还应令资产数额适中。而且，即使他规定所有人都均等地享有这一适中的数额，他也并不能达到什么好结果；因为欲望比财产更需要平均，如果法律不提供足够的教育，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也许法勒亚斯会回答说，这正是我说的意思。在他看来，在城邦中财产与教育都应做到均等。但他应当告诉我们，他的教育究竟是什么样的，如果是指同一种教育，那也没什么好结果；因为即使是同一种教育，从这种教育中也将培养出贪求钱财、名位或兼而贪求两者之人。
而且，争端的产生，不仅与财产不均有关，而且与名位的不均有关，虽然这些争端的方式相反。因为大众争吵的是财产不均，而卓越之人愤恨的则是名位的平等；正如诗人所说的良莠名位平分。
还须考虑到，有些犯罪是生活所迫，对此，法勒亚斯期望通过平均财产来缓解，以防人们因饥寒而为盗（但这并不是犯罪的惟一原因）。人们饱暖之余不希望受欲望困扰，在生活必需品得到满足后，人们有了更强烈的欲望，为了疗解欲望而犯罪；这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他们可能希望毫无痛苦地快乐，却犯了罪。
有什么方法能消除这三种罪行呢?对第一种，给予适当的财产和职业；对第二种，培养节制的习性；至于第三，如果有人向往只有赖于自己的快乐，那么惟有哲学才是别无所求的途径，其他所有快乐都得依靠别人。事实上，最大的犯罪并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