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时代的思想都有自己的结构，并充满张力，即由不同的思想信念构成的张力，它推动着思想的发展。了解某一时代的思想结构，就得了解其中的张力，了解形成思想发展的时代动力的质料。
就19世纪以来的现代性思想而言，克尔凯郭尔与尼采的思想构成了经典性张力之一。的确，克尔凯郭尔和尼采都是依情绪思想，以散文体写作的思想家，唾弃思辨哲学体系，注重思想的个体性生存实在感，有时甚至哽咽着述说切身的病痛思绪；两人身体都不好(尼采体质虚弱，克尔凯郭尔腿有先天之疾)，而且敏感得很，与女人也都有特殊的距离(独身)；他们俩都看不起群众式的人，对伦理式的生活样式没有信心甚或感到愤慨或绝望。哲学对这两个人来说，不是冷漠的、与己身无关的思辨，而是纯然属我的倾情。这两位思想的世纪天才把思想从年逾千祀的泥潭中拔出脚来，交还给纯然偶在的个体，以致有时他们的身体也不堪承负。凡此种种，都可谓思想的现代性事件：思想被引向个体的生存差异，成为偶在的个体的我在呢喃，哲学言述不再围绕普遍性知识，而是缭绕着“这一个人”。
然而，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思想品质却又判若云泥，绝然是两种生存信念的表达：尼采恣情，克尔凯郭尔羞涩；尼采崇生命的强力，克尔凯郭尔惜生命的脆弱；尼采纵情审美的人生，克尔凯郭尔纵身上帝的深渊；尼采对女人既惧又恨，克尔凯郭尔对女人既羞又惜；尼采呼吁残忍，克尔凯郭尔赞颂牺牲；尼采的文体恣肆，时有神智不清的夸张，克尔凯郭尔的文体沉郁，时有简朴温情的反讽；尼采与克尔凯郭尔尽管都属非理性思想家，但非理性的含义在两人那里绝然异质：前者厌苏格拉底，后者崇苏格拉底，就是证明。概言之，尼采与克尔凯郭尔都看到“虚无”和“主义”的来临，并力图抵抗之，却基于截然不同的个体心性编织出截然不同的思想。无论如何，两人的思想构成的张力，对西方现代思想的嬗变和现代性问题的突进，都是决定性的。
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尼采和克尔凯郭尔就已进入汉语文化界，但汉语知识人很快就亲近尼采，诠译尼采者趋之若骛，对Kierkegaard一直陌生，未见过有哪位文化名人亲近过他，甚至迄今此人之名的汉译乃显无措：克尔凯郭尔、基尔克加德、基尔克哥、祁克果、齐克果，不知何是。按丹麦文，Kierkegaard意为“教会园地”，按音译规则再加寓义译法，当为“基尔克果”；其人一生乃依基督信仰克服个体偶在之不幸和近代思想之舛谬的生命之果，带着自己个体偶在不知名何的颤栗和不安，走出了教会园地。可以说，路德把基督教带出了帝国式的教会，克尔凯郭尔把基督教带出了民族国家式的教会(“亚伯拉罕的事业与整个民族的大业无关”)，以致社团性的基督教信仰重新成为个体性基督信仰(“信仰即是这样一种悖论：单独的、个体性的比普遍性的更高”)。在如此信仰中，个体的偶在性比历史的必然性更值得看重，无论这历史必然性是黑格尔一马克思的历史发展的规律，还是尼采的永恒复返的巡回。
为什么汉语思想界偏爱尼采，而非克尔凯郭尔?这是否反映出汉语思想的某种结构性气质?在汉语思想者家谱中，据说可以找到与尼采同气质的人——庄周，但迄今还找不出一个与克尔凯郭尔同气质的人。若果如此，克尔凯郭尔思想就会滋补汉语思想的体质。可以设想，当年王国维先生读的若是克尔凯郭尔，其《人间词话》的写法就会不同。无论如何，克尔凯郭尔思想之在是对每一当下属己的个体之生存脆弱的痛惜。汉语思想界只知尼采而不知克尔凯郭尔，不仅对现代性思想结构的了解是残缺的，更重要的是，对属己的生存在性的理解是贫乏的。在我看，与克尔凯郭尔交往，更重要的是个体自我理解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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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伦·克尔凯郭尔(SorenKierkegaard，1813—1855)19世纪丹麦神秘主义哲学家，基督教思想家，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他的作品种类繁多，充满思辨和个性。他认为人生应该经历审美、伦理和宗教三个阶段。从《非此即彼》到《十八训导书》可以看到他的思想演进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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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导言
原序
性爱或音乐性爱的诸阶段
影子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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