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君臣的精神气质和行为举止，今人看来也许十分阴郁古怪，让人疑惑不解。专权程度远迈前代的皇帝，有权打文官的屁股甚至杀死他们，可面对效能递减的暴力，要么是选择躲进深宫要么是滥用重刑，险些而外别无他法；文官集团内意气激荡，有不畏死的官员在皇帝面前保持心理上的道德优势，将逆龙鳞视为英勇壮举让皇帝无可奈何，也有怕死贪财的官员则忽悠皇上中饱私囊。
　　彼此合作了两千年的东家和伙计，即皇帝和文官们，竟然不知道再如何相处下去。在争吵、赌气中，庄稼地荒了，盗贼进院了。最终，土地和宅子不得不归了别人。
　　明王朝的政治构架在技术层面设计十分精密，几乎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可从张居正的中兴，到崇祯帝殉国，仅仅七十一年。是什么力量摧毁了这个看起来控制严密的庞大帝国？十年砍柴用精炼活泼的语言讲述帝国覆亡的全过程，再用深邃独到的思考分析帝国覆亡的历史因缘。
这是一篇当代语境下的《过秦论》。
　　中国传统政治史上最重要的两种角色：皇帝和士大夫，在明朝留给接班人的印象极其深刻且困惑。时至晚明，他们所呈现出来的阴有脚阳春则怪异的精神气质，预示了帝国的覆亡。明亡不足惜，可叹的是，它彻底阻坏了中国士人阶层的入世想象。晚明尚不乏逆龙鳞的直臣，而清廷满朝大臣，却尽是奴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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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砍柴，本名李勇，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于湖南省新邵县一个山村，九十年代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先后栖身于北京某上市公司、国家某部委，1999年因国务院机构精简分流到首都某机关报社至今。年过而立后，突然醒悟，自己无发财之能，无当官之才，也无做一个名记者替民呼吁之胆量和机缘，便一头扎进故纸堆里，犹如少年时孤身进山持斧伐柯。已出版《闲看水浒——字缝里的梁山规则与江湖世界》、《皇帝、文臣和太监一一明朝政局的“三角恋”》等著作。

前言：崇祯自缢的历史追问
第一章　张居正的中兴
　两位铁腕宰相的PK
　胜利者的高风亮节pose
　且将剩勇打老虎
　新正之初先自我扩权
　钳制言路乃揽权关键
　言官前赴后继保卫话语权
　一则鸡蛋里挑骨头的故事
　张相老爸死得不是时候
　私事整成公共事件
　危机公关的处理办法：廷杖
　一个愤青的成熟
　富贵还乡　月盈水满
　不由自主的跋扈和腐化
　“腐败”是帝王一张牌
　感觉危机而骑虎难下
　临终前的恩荣
　大明的参天大树倒了
　皇帝推翻了最后一座大山
　皇帝变脸怎的这般快
　墙倒众人推的丑态
　改革家的宿命
　尤历帝为啥给建文朝忠臣平反
第二章　万历帝的懒惰
　神宗短暂的勤政
　申时行走钢丝
　少壮派的价值
　政治暴发户被皇帝抛弃了
　天下第一父亲的烦恼
　宫女中了头奖
　“国本论”始起
　万历帝开始消极怠工
　女真青年努尔哈赤峥嵘初露
　意见领袖顾宪成浮出水面
　先进典型海瑞的凄凉辞世
　用私人武装干涉司法
　否定样板君臣的奥妙
　皇帝修炼成油盐不进
　为册立太子君臣继续较劲
　较劲变成了赌气
　首相成了风箱里的老鼠
　皇帝的批示被驳回
　“三王并封” 皇帝也搞迂回战术
　两败俱伤后朱常洛当上太子
　援朝之战打响了
　第一次失败的和谈
　战争越来越惨烈
　主战、主和之争
　可笑的册封
　丰臣秀吉涮了万历帝
　援朝战争的影响
　干部考核激化门户之争
　一个真正的贵族
　照章办事竟然引火烧身
　把视野投向民间的士大夫
　祸国殃民的“小金库”
　万历帝为什么会贪财
　妖书案起风波
　奇案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
　找个替死鬼了结葫芦案
　梃击案：司法问题政治化
　神宗留下了烂摊子
第三章　魏忠贤的乱政
第四章　崇祯帝的末路
结束语：朱明若不私天下，崇祯何必上煤山
余论：走到尽头的士人政治
明季杂咏八首

前言：崇祯自缢的历史追问
公元1644年一个春日的拂晓，平时肃穆庄严的紫禁城一片混乱，一个中年人带领一名随从，走到城北的万岁山——即今天的景山，找了一棵树上吊自杀。留下一封遗书，上言：“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这个人便是当时全球臣民最多的明帝国最高统治者——崇祯帝朱由检。一个庞大的帝国轰然坍塌了，太阳还会照常升起，照在筒子河上泛起粼粼金波。但这轮太阳再不属于大明，大明的时钟在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停摆，皇帝的生命和属于他的皇历一起走入历史，供后人凭吊感叹。
崇祯帝自缢后三百六十年，中国已进入互联网时代，景山公园整日熙熙攘攘，游人如织。网上有一篇文章《寻找崇祯上吊的那棵树》流传甚广。那棵树谁也找不到，包括得渔翁之利的满清皇帝，下诏将一棵槐树命名为“罪槐”，也只是一种统战艺术，崇祯究竟在哪棵树上吊这种纯学术问题，对于执政者来说，并不重要。当时北京城混乱如麻，从西北黄土高原打进城的农民军将士，是不会有史官意识的，他们七手八脚把一个看上去尊贵的尸体从树上解下，当时谁能明白自己看到了最重要的一幕历史现场？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个人就是曾经让他们在窑洞里只能想象的皇帝。等死尸的身份被证明后，谁还能说清楚哪棵树是崇祯了结生命之处？
寻找崇祯上吊的那棵树，实则是想追问促使天子上吊的原因，追问一个帝国崩溃的原因。
这种寻找持续了三百六十余年，直到今天还在继续。
崇祯为什么要去死，明朝为什么会亡，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见解不一。但有一点是公认的，崇祯死时，心里充溢着对帝国诸臣的怨怒，他至死也不原谅自己的属下。他认为是那帮只拿钱不干事甚至坏事的文官们导致亡国。他的死，可视为殉国刚烈之举，又何尝不可以视为对众臣的极度失望而走上绝路，以死来反衬诸臣的猥琐卑劣。历代王朝，都有兴亡的过程，但国之将亡，君臣关系恶劣到崇祯朝这个地步，真是少见。
没一个文臣闻钟勤王，陪崇祯帝殉国的是一个太监，这是一种巧合，和明朝近三百年的政治基本格局有如暗契：皇帝和文臣彼此依靠而猜忌，皇帝最信任的还是自己的私人奴仆太监。
崇祯临死前还那样痛恨诸臣，有其个人性格原因，如刚愎自负、刻薄猜忌，但也至少能说明诸臣确有可恨之处。尽管崇祯自道的“朕非亡国之君”是推脱责任，但“臣乃亡国之臣”则不假。《明史》说崇祯帝“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也非过誉之词，这样一位自我要求严格的皇帝做了亡国之君，不但他自己想不通，后世许多人也想不通。
满清皇帝曾于顺治十四年谕示工部：“朕念明崇祯帝孜孜求治，身殉社稷。若不急为阐扬，恐千载之下，竟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朕用是特制碑文一道，以昭悯恻。尔部即遵谕勒碑，立崇祯帝陵前，以垂不朽。又于所谥怀宗端皇帝上加谥数字，以扬盛美。”据说顺治帝曾经亲自去祭崇祯的陵墓，并失声泣曰：“大哥大哥，我与若皆有君无臣。”（见李清《三垣笔记》）顺治此番作为，当然有安抚明朝遗民的人心之政治考量，但至少连昔日的敌手，也不承认崇祯是个混蛋皇帝应该亡国，而是对他予以理解之同情。
就是这样一个勤政的皇帝，和手下的臣子一起把帝国送上了末路，那么一定有很值得探讨的价值。
当我回顾明朝万历帝登基（1573年）到崇祯帝殉国（1644年）七十一年的历史，觉得有许多想不通的现象：一方面人才辈出，政治、军事、文化、思想、科技等方面涌现了张居正、戚继光、海瑞、顾宪成、高攀龙、汤显祖、王世贞、李贽、袁宏道三兄弟、徐光启、宋应星、袁崇焕、刘宗周、黄宗羲等一大批士林精英，另一方面在危机当前，无人可用，朝廷被一帮城狐社鼠盘踞着。一方面江南等地莺歌燕舞，一派繁华景象，民间经济异常活跃；而另一方面西北农民因饥寒交迫揭竿而起，朝廷财政近于崩溃，无财力应付内忧外患。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表面上，明亡于诸病齐发的绝症。和满清的外战一败再败，辽东几乎全部沦为敌手；国内因为苛政而驱民为贼，越剿越多，流寇纵横全国；朝廷内诸臣各立门户，损公济私。这些急性病和慢性病、外伤和内疾一起发作，纵使华佗再世，也难妙手回春。诚如《明史》所说：“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
是什么造成崇祯的不幸？“溃烂而莫可救”的局面是怎样形成的？笔者以为是十六、十七世纪之交，支撑中华帝国的士人政治已经走到了尽头，这个政治困局，当时的皇帝和文官集团都没法破解，即使是唐宗宋祖在世，也难力挽狂澜。
明之亡，有崇祯个人的原因，如性格猜忌苛刻，求治心太切，也有君臣否隔，满朝贪官、昏官太多的因素，但这些只是表面的原因，造成皇帝和文官集团彼此怨恨的根本原因，则是从唐以后，支撑中华帝国这间老房子的士人政治，其整体制度一步步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根本制度不改革，几乎无路可走，无论怎样的皇帝，都没办法起死回生。理解这点，我们或许能解开明末的许多疑点：为什么监察制度那样严密而明末的官吏贪腐让人瞠目结舌；为什么崇祯帝诛杀魏忠贤坐稳龙椅后，对太监乱政有足够的警惕，但最后又不得不依靠太监而疏离文臣。
抱着对明亡的种种思考，我尽量用简约的文字，将1573年至1644年这段晚明历史中一个个事关国家兴亡的故事和人物写出来，希望读者能比较轻松地读完这些文字后，对一个帝国从中兴到覆亡之路有个基本的了解，也能在读故事之余，对中国的王朝兴亡以及传统政治的困境有所思索。
但愿我的这些文字，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诚恳地希望方家指正，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关注十六世纪、十七世纪之交这块土地上所发生天崩地解的变化。读史并思考历史，不仅仅是无聊而为之的事情。作为唯一文明史没有中断、几千年使用同一种文字记载历史的民族，历史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个富矿，值得珍惜和挖掘。
在“江陵夺情”（古代避牛人名讳，以籍贯代称某人，张居正是江陵人）这一超级公共事件中，还有一个年轻人被廷杖。这个人简直就是飞蛾扑火，偏要去得罪一下当朝相爷和皇帝。他叫邹元标，字尔瞻，江西吉水人。
这人打小就是个神童，《明史》说他“九岁通《五经》”。且没有成为年幼聪颖、长大平庸的人物，考试的道路上一路绿灯，万历五年，二十二岁的他高中进士，在“五十少进士”的科甲时代，这个岁数年轻得让人嫉妒，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
这一年，朝臣们围绕张居正父丧后是否要回家守制争论不休，而邹刚刚“释褐”。一般会试在春天举行，叫“春闱”，而张居正的父亲是当年秋天死的。此时的邹元标“观政刑部”，也就是说还是个办事进士，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刚分配到国家机关的见习生，还没有定级转正。
这样一个人微言轻的官场新鲜人，按一般的想法，肯定是好好看热闹吧，国家大事还轮不上你置喙。可邹进士是一个有着强烈使命感和道德感的小年青，说他是那个时代的愤青也不为过。
这位不怕虎的初生牛犊，写了一篇火药味非常浓的奏折弹劾张居正，指出“夺情”的乖谬。奏疏写好时，正准备去上朝往上递，正好碰到吴中行等被廷杖，——当着上朝众臣的面廷杖，就是要杀鸡给猴看。看到上疏弹劾首辅如此下场，一般人会知难而退，而邹元标更激起了斗志，等吴中行被廷杖完，他将奏疏取出，委托太监转递，害怕人家知道这是骂张居正的不敢往上送，谎称这是告假的折子，而且还给太监塞了银子。如此，奏折方得上达天听。
比起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四人，年轻气盛的邹元标说话更无禁忌。他说张居正“才虽可为，学术则偏。志虽欲为，自用太甚”，更有几句话是专门戳人心窝子的，他抓住皇帝让居正在官守制的敕谕中的一句话评论，皇帝说挽留张居正的理由是，“朕学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尽隳”。邹元标反问道，幸亏张居正是老爸死了要丁忧，可以挽留，如果不幸他死在任上，难道陛下的学问终将不成，志向终将不定么？而且进一步发挥，说张居正的上疏中有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后办非常之事”，如果以奔父丧为平常之事而不屑为之，他不知一个人惟有遵守五伦之道，然后才叫做人。现今有这样的人，父亲在时不回家照顾，父亲死了不回家奔丧，还对世人说自己是非常之人，世人不是以为他丧心病狂，就是会以为这人是猪一样的禽兽，这难道就是非常之人？
不管谁有理谁没理，话说到这个份上，近似于人身攻击了。皇帝和张居正看到这样的上疏，震怒可想而知，远甚于对前四位上疏者的恨，照例是廷杖、远戍，而且打得比吴中行那四个人更狠。
一个在朝廷没多少人脉关系的见习生被下旨廷杖，更没人敢上疏求情，惩罚他的圣旨写得和今天的白话文一样通俗易懂：“邹元标这厮，狂躁可恶，但上前未见谕内大议，姑着照艾穆例处治，以后再有迷狂不误的，必遵祖宗法度之重典不饶。”
我认为这是皇帝和张居正有意给邹元标找了个台阶下，也可能因为觉得自己理亏，没有下杀手。但活罪难饶，这个不懂事的见习生，比前几个人受伤最重。后来有人记载邹元标被杖的细节，可以窥见同样的廷杖，其中的学问太大了。廷杖时，把邹元标的两股分开，左脚垫在右大腿下面，因此受伤面积比两条大腿紧靠在一起大得多。廷杖完毕，奄奄一息的邹元标抬出来后，有人剥一张黑羊皮，包着药，裹在他的屁股上，如此肉才得以再生。——毕竟年轻，生命力强。从此，邹元标落下残疾，天阴时必定腿痛，走路也不利索了。
因为明朝官员经常被廷杖，于是就摸索出这样一种急救廷杖的方法：受了重伤，狱吏急忙活剥一块羊皮，覆在伤者的臀部，伤愈以后，上面留有痕迹，称为“羊毛皮”。据高阳先生考证，因此常会出现很尴尬的趣事，彼时县官的威权甚重，老百姓闯了他的道，可以当街打屁股。但有时拉翻了褪下裤子一看，如果是个“羊毛皮”，就不敢随便打板子，这样的人有一天可能复起被用，官职一定比县官大，会施报复。因此县官遇到“羊毛皮”，特具戒心。
邹元标被远戍贵州都云卫——今天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够偏僻的。这样一个人，对张居正的仇恨想必应当是不共戴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