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埃斯米而作

　　——既有爱也有污秽凄苦

　　就在不久前，我收到一份航空寄来的请柬，邀请我参加四月十八日在英国举行的一次婚礼。这倒是个我愿意为之付出些代价去参加的婚礼。刚收到请柬时，我原以为没准真的能出国一趟，坐飞机去，花多少钱倒是无所谓。可是，后来在跟我太太（那可是个头脑冷静得出奇的女子）仔细研究之后，我们决定不去了——因为，别的先不说，我岳母早就打算四月下旬来我们家住上两周，我把这碴儿给全忘了。我的确是有些日子没见到格伦彻妈妈了，她又年纪不小了，都五十八了。（她逮谁都先提这档子事。）

　　虽然如此，不管参加还是不参加，我想自己决非那种为给婚礼助兴连丁点力气都不肯出的人。因此，我还是打起精神草草写下一些说明情况的札记，是关于大约六年前我认识的这位新娘的一些情况。倘若我的札记会使我从未见过的新郎有几分钟感到不舒服，那我也不在乎。我本来就不打算讨任何人的喜欢。至于教训谁、指导谁，就更非我的本意了。

　　一九四四年四月，大约有六十名美军士兵在英国德文郡英国情报部门办的一个有点专门性质的训练班，接受准备反攻的训练，我就是其中一员。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们这六十个人倒有个非常一致的共同点，那就是没一个是合群的。我们基本上都是爱写信的那种人，工作之余，我们彼此交谈时也往往是问别人有没有富余的墨水。要是有既不写信也不上课的时候，那就各干各的。我的习惯是，逢到天气晴朗，就到附近乡下景色不错的地方去散步。阴雨天呢，就找个干爽的地方看书，常常离乒乓球桌很近，球拍都几乎抡得到我。

　　训练班办了三个星期，结束的那天是个星期六，那天雨下得真不小。根据计划，这最后一天傍晚七点钟，我们全体人员要乘火车去伦敦，有小道消息说我们将分别要插进为D日 登陆而集结的步兵师和空降师。那天下午三点钟，我已把我全部东西打进背囊，其中包括一只装防毒面具的帆包袋，里面装满我从大洋彼岸带过来的书籍。（面具几个星期前就已被我从“毛里塔尼亚”号一个舷窗扔出去了，我非常清楚一旦敌人真的施放毒气，我是绝对来不及把这劳什子戴到脸上去的。）我记得自己在我们那座长拱形活动房子一端的窗前站了很久，凝视着凄风苦雨，右手食指隐隐约约有点痒痒，想扳枪，但也仅仅有那么点儿意思罢了。我能听见背后许多支钢笔在许多张“胜利信笺”当时发给美军士兵用的一种信纸，一般都连同信封装在一只棕色封面的硬纸面夹子里。上刮擦的毫无战友气氛的沙沙声。突然，我从窗边走开，脑子里没什么特别打算。我穿上我的雨衣，围上开司米围巾，穿上套鞋，戴上羊毛手套和海外兵团的军帽（到今天仍有人对我说，我戴的角度与众不同——两边都拉得较低，可以盖住双耳上端）。接着，我把自己的手表与厕所里的钟对了一下，便从小山上那条长长的、湿漉漉的鹅卵石路往下走，进入小镇。周围电光闪闪，我全然不顾，要是该让雷电打死，想躲也躲不开。

　　市镇中心也许是周遭最潮湿的地方了，我在一座教堂门前停下看布告牌。我多半是被写在黑底上突出的白色数字吸引住了，但也没准因为在军队里呆了三年，我已经看告示看上瘾了。布告牌上说，三点一刻要进行儿童唱诗练习。我看看手表，又抬头再看布告。在一张用图钉固定的纸上开列了该来参加排练的儿童的名字。我站在雨地里把所有的名字都看了一遍，然后走进教堂。

　　长椅上散坐着十几个成年人，有几个膝上放着一双底朝上的小号雨鞋。我直着走，在第一排坐了下来。讲台上紧挨着坐在三排座椅上的是二十来个孩子，多半是女孩，年纪大约七岁到十三岁。我坐下时，唱诗班的指导，一个穿花呢套装的高高大大的女人，正关照孩子们唱歌时嘴要张大一些。有谁听说过，她问道，一只可爱的小鸟儿在唱好听的歌儿时，竟敢不把它那小嘴张得大大、大大、大大的呢？显然，没一个人听说过。因为回瞪着她的都是一张张没有表情、木呆呆的脸。她接下去又说，她要求她班上所有的孩子都充分领会他们所唱的歌词的意思，而不要像没有脑子的鹦鹉那样，光是从嘴巴里发出声音。之后她吹定音笛定了个调，于是孩子们像一群未成年的举重运动员似的，把他们的赞美诗歌本举到胸前。

　　他们唱时是没有乐器伴奏的——或者，在此刻的情况下，更准确的说法是，没有任何干扰。他们的声音优美，毫不装腔作势，几乎达到这样一个水平：倘若听众是一个比我宗教意识多少强一些的人，那么无须多加想象，也会感受到天国的境界了吧。有两三个年龄最小的孩子节奏上稍稍有些滞后，但算不上什么毛病，会稍感不够完美的，大概只有作曲家的母亲了吧。我以前没听到过这首赞美诗，但我不断地希望它有十来节歌词，最好长些。我一面听一面打量孩子们那一张张小脸，但我特别注意的是其中的一个，这孩子坐得离我最近，就在第一排最边上的位子上。她大约有十三岁，直直的、带点浅灰色的金发齐着耳根，前额很精致秀美，目光倦怠，我想，没准是在点到场的人数吧。她的声音可以很清晰地与其他孩子的区别开，这不仅仅是因为她坐得离我最近。她进入高音区时一点也不费劲，音质极美，音也最准，自然而然在合唱中起着带头作用。然而这位年轻女士却对自己的歌唱才能稍稍有点感到厌烦，或者仅仅是对时间与环境有所不满；我发现有两回她在换唱另一段歌词的间歇时打了哈欠。那是有修养的女士的打法，嘴巴是闭着的，但是你不会看不出来；她的鼻翅泄露了秘密。

　　赞美诗一唱完，那位合唱指导立即长篇大论地说起来，对那些在牧师布道时腿脚静不下来、嘴巴闭不起来的孩子一一作了评述。我寻思排练的演唱部分到此已告一段落，不等指导刺耳的教训声把孩子歌唱散发出的魅力破坏殆尽，便站起身来走出教堂。

　　雨下得比刚才更大了。我沿着街往前走，透过窗子看看红十字会的娱乐厅，只见士兵们三三两两地站在房间深处的咖啡柜台前面，而且，即使隔着玻璃，我也能听见另一个房间传出打乒乓球的劈劈啪啪声。我走到街对面，进了一家平民开的茶室，那里除了一个中年的女招待之外再无别人，看她的样子，像是更愿接待一个雨衣不湿的顾客。我尽可能小心地将雨衣在一个枝形衣架上挂好，然后在一张桌子边坐下，要了茶和肉桂吐司。这是我一整天头一次跟人说话。接下去我搜遍了我所有的口袋，包括雨衣口袋，终于找到两封可以重读的旧信，一封是我妻子写来的，告诉我第88街那家施拉夫店铺服务质量大不如前了，另一封是我岳母寄来的，她让我一得空走出“军营”，就尽快给她寄些开司米毛线去。

　　我第一杯茶还未喝完，唱诗时我打量、倾听过的那位年轻小姐也走进茶室了。她的头发湿透了，两个耳轮都露了出来。同她一起来的是个非常小的男孩，显然是她弟弟。弟弟的帽子被她用两个手指一捏提走，仿佛那是实验室里的一件标本似的。在后面压阵的是一个看上去挺精明能干的妇女，戴一顶疲塌塌的平顶帽子——多半是他们的家庭女教师了。那位唱诗班的歌手一边走一边脱下外衣，并且选定了一张桌子——位置不错，从我的观点看，因为就在我正前方十英尺不到的地方。她和家庭女教师坐了下来。那小男孩，他大概有五岁，却还不打算安定下来。他身子一缩把海军衫脱掉，随手一扔；接着，他以天生捣蛋鬼不动声色的表情，开始淘气。他有条不紊地故意惹家庭女教师生气，好几次把自己的椅子推进又推出，还眼睛瞄过去观察她的脸。家庭女教师一直压低声音给他发出两三道命令，实际上就是要他别再瞎闹，但是只是在他姐姐发话了，他才走回来，把他那小屁股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他一把将餐巾抓过来扣在自己脑袋上。他姐姐取下来把餐巾摊开，替他铺开在他膝头上。

　　大约在她们的茶端上来的时候，唱诗班歌手发现我的眼光在打量她们这几个人。她也回看我，还是以她那种清点屋子里人头的目光，接着，她突然向我展露了一个很小、很矜持的笑容。它却出奇地灿烂，有时候，某些浅浅的、含蓄的笑也会让人觉得特别温暖。我也报以一个微笑，远没有她的动人，因为我得抿紧上唇，免得露出两颗门牙之间的一道黑缝，那是美国军医给我补牙临时塞上的煤一般黑的填充物。让我料不到的是，紧接着，这位年轻的小姐已经以很令人歆羡的姿势站立在我的桌旁了。她穿的是一条苏格兰花呢裙子——坎贝尔花呢，我想是。在我看来，一位非常年轻的姑娘在一个没完没了的下雨天穿这样的衣服，真是太美妙了。“我还以为美国人对茶是瞧不上的呢，”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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