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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昂·布鲁姆、阿尔贝·加缪以及雷蒙·阿隆，三人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布鲁姆是个世纪末的美学家，在20世纪的前50年里当上了法国非共左翼力量的精神和政治领袖。加缪以小说《局外人》和《鼠疫》拥有遍及全世界的成千上万读者，他是抵抗运动的一员，是1945年后法国知识界的个中翘楚，直至1960年因车祸英年早逝。阿隆，两次大战之间在法国一代知识精英中与让一保尔·萨特齐名的人物，是一位政治理论家、媒体评论人和共产主义的批评者，为当代法国自由思想的复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责任的重负》中，托尼·朱特对这三人的作品和公共活动进行了独到的、新颖的再解读，指出他们之间的许多共同点。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说，这三人都是“局外人”。布鲁姆和阿隆是犹太裔，而加缪成长于法属阿尔及利亚。他们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热烈的、时而又是暴力化的论战的焦点，都饱受法国政界与知识界、左翼和右翼主流的攻讦和误解。尽管他们的出身、关怀和观点迥异，但他们都是正直的人，都严肃地对待自己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远远躲开时尚与流俗。只是到了晚年（对布鲁姆和阿隆而言）或死后（对加缪而言）才开始受到尊重和敬仰——为他们的勇气和见解，为他们长期的边缘化地位以及激起后又被静静忘却的敌视。
所以，尽管他们的创作和生活往往与法国政治和思想主潮背道而驰，但现在却有可能理解他们的楷模意义。

托尼·朱特（Tony Judt）纽约大学埃里希•马利亚•雷马克欧洲研究教授和雷马克研究所主任。另著有《战后欧洲史》、《未完成的昔日：1944-1956年的法国知识分子》等。

弁言
导论 巴黎之误
第一章 被遗弃的告知
菜昂·布鲁姆和妥协的代价
第二章 不情愿的道德主义者
阿尔贝·加缪和暧昧的难堪
第三章 局外的当局者
雷蒙·阿隆和理性的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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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后，一个更重的赌注——《责任的重负》译后记
译名对照表

六十年后，一个更重的赌注
——《责任的重负》译后记

“他过分倾向于把沙龙精神带入文学之中，又把文学精神引入政治之中。我所称之为政治领域中的文学精神者，指的是追求雅致与新颖甚至真实，热衷于有趣的画面甚于实用；极易被演员的精湛技艺和华言丽语所感动但却撇开戏剧效果于不顾，最后仅凭印象而非理性作出决定的那种精神。”
1848年2月24日，法国历史上涂抹着革命颜色的日子之一，托克维尔遇到了好友让－雅克·安培。上午刚刚目睹了奥尔良党人在人民的怒火中抱头鼠窜，托克维尔自然无心坦然享受安培提供的晚餐，巴巴地看着对方脸上的快意：“我认为安培反对他们不是出于信仰，而是出于意愿，出于喜好，或者冒昧说一句是出于个性。”托克维尔觉得，法国人似乎一有不顺意就要革命，要心满意足地看到旧政权被扳倒，不管这个旧政权是否还可以忍受，也不管社会要因此发生多少动荡。他进而说，文人对社会心理中存在的这种习性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从类似国民性的角度出发详细批判过文人涉政。法国人钟爱聪明才智，却又最少了解自己的国家，一遇到那些从某种普遍理念出发的言论就激动不已，有了这样的激励机制，文人一点点给公众舆论披上了哲学的外衣，给法国的公共生活奠定了喜好谈论体系、谈论大而泛的所谓“法兰西精神”的传统。在这种传统里，文人、作家、公共知识分子、哲学家这几个范畴互相都有极大的重合，知识分子很多都“公共”，有专业的哲学功底或有哲学化写作的爱好，著书立说，发表言论，与狭义上的作家过从密切。到20世纪，请愿书后面一抓一大把的知识分子名字，让这一传统越发明显。从埃米尔·左拉开始的知识分子光荣史，其实也就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文人涉政”史。
但新时代的文人遇到了新的问题。托克维尔诟病文人的天真无知，但并不否认安培之流的真诚。然而德雷福斯事件之后，法国一代代文人们逐渐发现，他们就连自己的真诚都越来越难以保护或证明了，想凭借良心独立引导公众舆论的空间日渐式微。左拉的控诉大约是出于真诚，多少年来被传为佳话，可就在当时，《我控诉》一见诸报端，“左拉”的名字立刻随两大阵营的定名被符号化：挺德派如获至宝，打出左拉的旗号招揽信众，反德派则照例搜寻左拉背后的指使者，不时爆些料以正视听。一句话，双方都希望以左拉的英名或恶名——而不是控诉本身的雄辩性、逻辑性和说服力——为自己的阵营吸引加盟者，给他们灌输以党派化的“真相”。斗争的成败似乎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