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心的礼物
我第一次跑进魏格登先生的糖果店，大概是在4岁左右，现在时隔半世纪，我还清楚地记得那间摆满许多1分钱就买得到糖果的可爱铺子，甚至连它的气味好像都闻得到。魏格登先生每听到前门的小铃发出轻微的叮当声，必定悄悄地出来，走到糖果柜台的后面。他那时已经很老，满头银白细发。
我在童年从未见过一大堆这样富有吸引力的美味排列在自己的面前。要从其中选择一种，实在伤脑筋。每一种糖，要先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决定要不要买，然后才能考虑第二种。魏格登先生把挑好的糖装入小白纸袋时，我心里总有短短一阵的悔痛，也许另一种糖更好吃吧？或者更耐吃？魏格登先生总是把你拣好的糖果用勺子舀在纸袋里，然后停一停。他虽然一声不响，但每一个孩子都知道魏格登先生扬起眉毛是表示给你一个最后掉换的机会。只有你把钱放在柜台上之后，他才会把纸袋口无可挽回地一扭，你的犹豫心情也就没有了。
我的家离电车道有两条街口远，无论是去搭电车还是下车回家，都得经过那间店。有一次母亲为了一件事，带我进城。下了电车走回家时，母亲便走入魏格登先生的商店。
“看看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可以买。”她一面说，一面领着我走到那长长的玻璃柜前面，那个老人也同时从帘子遮着的门后面走出来。母亲站着和他谈了几分钟，我则对着眼前所陈列的糖果狂喜地凝视。最后，母亲替我买了一些东西，并付钱给魏格登先生。
母亲每星期进城一两次，那年头雇人在家看小孩几乎是闻所未闻的事，因此我总是跟着她去。她带我到糖果店买一点糖果给我，已成为一项惯例。经过第一次之后，她总让我自己选择要买哪一种。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钱是什么东西。我只是望着母亲给人一些什么，那人就给她一个纸包或一个纸袋。慢慢地我心里也有了交易的观念。某次我想起一个主意。我要独自走过那漫长的两条街口，到魏格登先生的店里去。我还记得自己费了很大气力才推开那扇大门，门铃发出叮当声。我着了迷似的、慢慢走向陈列糖果的玻璃柜。
这一边是发出新鲜薄荷芬芳的薄荷糖；那一边是软胶糖；颗颗大而松软，嚼起来容易，外面撒上亮晶晶的沙糖；另一个盘子里装的是做成小人形的软巧克力糖；后面的盒子里装的是大块的硬糖；还有那些魏格登先生用木勺舀出来的深棕色发亮的脆皮花生米——1分钱两勺；自然，还有长条甘草糖。
我选了很多种想起来一定很好吃的糖，魏格登先生俯过身来问我：“你有钱买这么多吗？”
“哦，有的，”我答道，“我有很多钱。”我把拳头伸出去，把五六只用发亮的锡箔包得很好的樱桃核放在魏格登先生的手里。
魏格登先生站着向他的手心凝视了一会，然后又向我打量了很久。
“还不够吗？”我担心地问。
他轻轻地叹息。“我想你给我给得太多了。”他回答说，“还有钱找给你呢。”他走近那老式的收款计数机，把抽屉拉开，然后回到柜台边俯过身来，放两分钱在我伸出的手掌上。
母亲晓得我去了糖果店之后，骂我不该一个人往外跑。我想她从未想起问我用什么当钱，只是告诫我此后若不是先问过她，就不准再去。我大概是听了她的话，而且以后她每次再出去时，总是给我一两分钱花，因为我想不起有第二次再用樱桃核的事情。事实上，这件我当时觉得无足轻重的事情，很快便在成长的繁忙岁月中让我忘了。
我六七岁时，我家迁到别的地方去。我就在那里长大、结婚成家。我们夫妇俩开了一间店，专门饲养外来的鱼类出卖。这种养鱼生意当时才萌芽，大部分的鱼是直接由亚洲、非洲和南美洲输入的。每对卖价在5元以下的很少。
一个艳阳天气的下午，有一个小女孩由她的哥哥陪同进店。他们大概五六岁。我正在忙着洗涤水箱。那两个孩子站着，眼睛睁得又大又圆，望着那些浮沉于碧水中美丽得像宝石似的鱼。“啊呀！”那男孩子叫道，“我们可以买几条吗？”
“可以，”我答道，“只要你有钱买。”
“哦，我们有很多钱呢。”那个小女孩极有信心地说。
很奇怪，她说话的神情，使我有似曾相识之感。他们注视那些鱼类好一会之后，便要我给他们好几对不同的鱼，一面在水箱之间走来走去，一面将所要的鱼指点出来。我把他们选定的鱼用网捞起来，先放在一只让他们带回去的容器中，再装入一只不漏水的袋子里，以便携带，然后将袋子交给那个男孩。“好好地提着。”我指点他。
他点点头，又转向他的妹妹。“你拿钱给他。”他说。我伸出手。她那紧握的拳头向我伸过来时，我突然间知道这件事一定会有什么下文，而且连那小女孩会说什么话，我也知道了。她张开拳头把3枚小辅币放在我伸出的手掌上。
在这一瞬间，我恍然觉悟许多年前魏格登先生给我的教益。到了这一刻，我才了解当年我给那位老人的是多么难以解决的问题，以及他把这个难题应付得多么得体。
我看着手里的那几枚硬币，似乎自己又站在那个小糖果店的里面。我体会到这两个小孩的纯洁天真，也体会到自己维护或破坏这种天真的力量，正如魏格登先生多年前所体会到的一样。往事充塞了我的心胸，使我的喉咙也有点酸。那个小女孩以期待的心情站在我面前。“钱不够吗？”她轻声地问。
“多了一点，”我竭力抑制着心里的感触这样说，“还有钱找给你呢。”我在现金抽屉中掏了一会，才放了两分钱在她张开的手上，再站到门口，望着那两个小孩小心翼翼地提着他们的宝贝沿人行道走去。
当我转身回店时，妻正站在一张踏脚凳上，双臂及肘没入一只水箱中整理水草。“你可以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她问，“你知道你给了他们多少鱼吗？”
“大约值30块钱的鱼，”我答，内心仍然感触无已，“可是我没有别的办法。”
我于是把魏格登老先生的故事告诉她。她听后双眼润湿了，从矮凳上下来，在我颊上轻轻一吻。
“我还记得那软胶糖的香味。”我感叹着说。我开始洗净最后一只水箱时，似乎还听见魏格登老先生在我背后咯咯的笑声。
归来
几年前我第一次听到这故事，是在纽约格林尼治碰到的一个女孩子说的。她说当时那些人里有她。此后别人听我提起这件事，便说他们记不起是在哪本书上看到过大致相同的故事，或说听熟人讲过，是那位熟人的朋友的亲身经历。这故事很可能就是那种深藏在人们心底的神秘民间传说，每隔几年，就以不同的说法流传一次。尽管故事中的人物不同，寓意却始终如一。我倒愿意相信某时某地真有其人其事。
他们到佛罗里达去，3个男孩，3个女孩。他们用纸袋带着夹肉面包和葡萄酒，上了长途公共汽车，梦想着金黄色的海滩和海潮。灰暗寒冷的纽约，在他们后面消失了。
长途汽车隆隆南驶，温哥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坐在他们的前面，身穿一套不称身的褴褛衣服，动也不动，灰尘蒙面，使人看不出年纪。不断地咬嘴唇内部，寡合得仿佛处身愁茧，默无一言。
长途汽车深夜驶抵华盛顿郊外，停在路旁一家餐馆门外。大家都下了车。只有温哥没下，像在座位上生了根似的。这批青年觉得奇怪，就猜想他究竟是何等人物：也许是船长，是抛妻别家的人，是解甲归田的老兵。他们回到车上，有个女孩就在他旁边坐下，向他自我介绍。
“我们是到佛罗里达去的，”她爽朗地说，“听说那儿风景很美。”
“不错。”他淡然回答，仿佛勾起了想忘却的事。
“要喝点酒吗？”女孩问。他露出笑容，喝了一大口。然后谢谢女孩，又闷声不响了。过了一会儿，女孩回到自己一伙人那里，温哥在点头冲盹。
早上，大家醒来，车已开到另一家餐厅外面，这一次温哥进去了。女孩一定要他一道吃。他好像很难为情，叫了杯不加牛奶的咖啡，那群年轻人闲谈着露宿沙滩的事，他却紧张地抽烟。再上车，女孩又和温哥同坐，不久，他不胜辛酸地慢慢说出了自己的沧桑。他在纽约坐了4年牢，现在获释回家。
“你有太太吗？”
“不知道。”
“你不知道？”女孩问。
“说来话长，我在牢里写信给妻子，”他说，“告诉她我要很久才能回家，要是她受不了，要是孩子老在问这问那，要是觉得太丢脸，就忘掉我吧。我会理解她的。她是个了不起的女子，真好的女子，我说另找个男人，忘掉我吧。我告诉她不必给我写信，她没来信。3年半没有消息。”
“你现在回家，还不知道情形怎么样吗？”
“不知道，”他很腼腆地答，“是这样的，上周我确知可以假释了，又写了封信给她。镇口有棵大橡树。我告诉她，假如还要我的话，就在树上挂条黄手帕，我就下车回家。假如不要我，就不必了??没有手帕，我就不下车，一直走下去。”
“喔唷，”女孩叫了起来，“喔唷。”
她告诉了别人，不久大家全知道了，快到温哥故乡时都紧张起来，看温哥拿出的几张照片，照片中是他的妻子和3个孩子，他妻子自有一种朴实的美，孩子还很小，照片抚弄得太多，满是裂痕。
他们离镇只有20里了，年轻人都在车右边靠窗而坐，等着看那棵大橡树出现。车厢里气氛沉郁，寂静无声，想到生离之苦，青春虚掷，大家都默然无语。温哥不再眺望，沉着脸，重又流露着出狱犯的神情，像是怕会再遭挫折，先在心理上加强准备似的。
还有10里，还有5里。接着，突然之间，所有的年轻人都离座起立，狂喊狂嚷狂叫，雀跃不已。只有温哥例外。
温哥坐在那里惊得呆了，目望着橡树。树上挂满了黄手帕??20条，30条，也许好几百条，就像旗帜迎风招展欢迎他。在年轻人欢呼声中，这个刚出狱的人离座起身，走到前面，下车回家了。
??
……
西宁有一抹透明蓝
她看起来真小，也许不足16岁，低低的，150公分的样子，却结了两条长长的辫子，搭在身前。抬起头的时候，面颊，有两抹高原女孩特有的高原红。穿蓝色碎花的裙子，干净的蓝，一如西宁的天空，蓝得清澈，蓝得透明，蓝得一如关于这个城市天空的传说。
从走出西宁火车站，她便一直紧紧跟在我们后面，小声央求，让我给你们做导游吧，很便宜的，一天只要50块钱。
不得已，我又回头冲她笑笑，小姑娘，我们真的不需要。
30块行不行？她抿了抿唇，像下了很大决心，说，就30，我带你们去最好的地方。
何其也回过身，冲她晃晃手中的地图，小姑娘，我们只去很少的地方，有它就行了。说完，牵着我的手加快了脚步。我跟着他走出几米，再回头，看到她没有再跟上来，小小的蓝色身影定格在延绵山脉包裹着的西宁站外并不拥挤的人流中，那么地娇小，细细的手指绞着辫梢，眼神，有明显的失落。
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有些怜惜，她真的太小了，忍不住扯一下何其的袖子。要不……我说，反正一天才30块钱。
不是钱的问题，何其说，是我们不需要，那样会让人觉得不自由。不是吗？
想了想，他说的有道理。于是不再说话，跟着他走向这个海拔1200米的西部城市。完全不同于曾经到过的那些繁华的城，低低的建筑构建的小小城池，似乎一眼可以看到尽头。这样小的城，却有着太过蔚蓝的天空，蓝得梦幻一般。这样的蔚蓝下，呼吸都被迫得要静止下来一样。
快5月了，5月是这个城的节日，空气中隐约散布着郁金香芬芳的气息。终于来到了西宁，我和何其大学最后的光阴里，所有行程的最后一站。这一站，从我们恋爱开始，两个都喜欢行走的人，已经计划了整整三年。兴奋和喜悦，在这一刻可想而知。
2．
出租车穿过地图上的东大街——西宁最繁华的商业街，左侧，看到古老的“民族商店”的招牌一闪而过，然后便是这个城的中央大十字，再走不远，是我们第一个目的地——水井巷，一条专门出售藏族饰物的小巷。
终免不了小女人的购物情结，连行李都不曾找个地方放下，就直奔而来了。入了巷子，一下便被两旁琳琅满目的小店粘住了。先挑了几个小小挂件，又选了两只手链，付账时，却听身后忽然有人说，姐姐，等一下。
回头，却看到她。她竟然跟了我们而来。真是个刁钻的纠缠人的小女孩，一时觉得不太高兴，便不答她。她却不管不顾，只在我手中把那些好看的物品拿过去，便同店里的老板，一个30几岁的藏族男人交谈起来。
用的是藏语，两人一来一往说得很快，好像争着什么。她的声音纤细，却清晰。片刻，男人无奈地摇摇头，又摆了摆手。她高兴起来，回过头把那些物品放回我掌心，说，好了姐姐，你可以买它们了，一共30块钱。
我吃惊地瞪大了眼睛，要知道，刚才我是打算花120块钱买下来的，且并不觉得贵。冲动中，我不由脱口而出，你给我们当导游吧，一天50元。
不，30。她又抿抿唇，怕我反悔，飞快地说，从现在，计时开始。
何其张了张口想阻止，却发现已经来不及，无奈地轻轻叹了口气。
3．
她叫马丽娜，16岁，回族女孩，读完中学就开始出来做个体导游，是已经是有两年经验的“老导游”了，所有导游知识，全是“自学成材”。
马丽娜很爱笑，和所有的导游一样，有非常好的语言表达天赋。她带着我们在那条巷里买了所有我想要的东西，只是在最后买藏刀时，发生了一点小的意见分歧。她并非不让我买，而是在买之前很认真地说，姐姐，买完了，要到邮局寄走行吗？邮局不远。坐火车是不能带刀子的。
我笑，这样的刀子是艺术品，没关系的，我可以装在兜里过安检。
不行的。她大声说，因为规定不允许。口气，少有的严肃。
何其好像是要逗她，说，小姑娘，你做个体导游，规定允许吗？
她的脸一下红了，又抿住了唇，怔了半天，低低地说，反正那样不行，哥哥姐姐，你们都是大学生，读了好多书，这样的道理你们懂得的对吗？
我和何其不由同时愣了一下，忽然就觉得惭愧起来，一把小小的刀子，她说得又没错，怎么可以这样和她争执。我攀住她的肩膀，好了丽娜，我们闹着玩的，我不喜欢刀子，咱们走吧。
马丽娜的脸还红红的，也有些不好意思，手指缠绕着辫梢，笑起来。
后来休息的时候，她才告诉我，她曾经有个很好的少年朋友在火车上贩卖藏刀，每次，也是把刀子带在身上通过安检，带好多把。后来，终于出了事，在和别人的一次争斗中，少年拿出了刀子……是两年前的事了，现在，少年还在管教所里，说的时候，马丽娜的眼睛还是红了。
一时，我无语，却对这个年少的回族少女，更加怜惜起来。
4．
那天，马丽娜带我们去吃纯正的高原羊肉，喝街边自制的味道纯正的酸奶，它们用玻璃碗盛着，非常可口。而她给我们找的住处，便宜得超乎想象，却干净舒适。
晚饭，我们坚持邀请她一起吃，她拒绝了，说家住在西宁郊区，很远的郊区，她要回去一趟，早上早早赶过来。我们便没有再留她。
也许因为路途的疲劳，又没有休息，当晚，何其出现了轻微高原反应的症状，头疼，心跳快了许多。吃了两片药症状消失，为此原本计划第二天青海湖的行程，推迟到了第三天。
第二天一大早，马丽娜气喘吁吁地赶了过来，才知道她的家并不是她说的在郊区，而是在距离市区50公里外的湟中县的一个回藏村里。她回去，是因为弟弟过6岁的生日，她有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她是姐姐，也是半个妈妈。因为这样，她才早早辍学出来挣钱。为按时回来，她早上6点不到就起床了。而这个城市，要快8点钟，天才会亮起来。
因为行程的改变，马丽娜决定带我们去看郁金香然后去西宁的新区，她给我当翻译，和街中那些做了喇嘛的年少的孩子们聊天。他们那么小，那么虔诚，那么，孤单。
马丽娜有许多的小点子，让我们在那个小小的城市里穿梭了两天没有觉得枯燥。
第三天，三个人搭了一辆旅行车朝着我和何其梦寐以求的青海湖进发。
离开西宁，车子朝着越来越高的地势攀爬，途中经过的一个风景点日月山口，地势将高达4000米。在快到达时，从小生活在平原地带的何其，再次出现高原反应，面色渐渐苍白，呼吸也急促起来，脸上布满了汗水。我完全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马丽娜大声地喊着司机停车，然后央求司机把车开回西宁去。
马丽娜的请求并没有得到答复，一个车上近40个游客，只有几个人同意返回，而司机却始终拒绝，不肯为了一个何其牺牲一车乘客的利益。
我急得几乎要哭了起来。有人递了药和水过来，我手忙脚乱地扶着何其吃药，马丽娜似乎恨恨地骂了句什么，忽然推开车门冲下车去，站在路的中央张望起来。
隔了好半天才有一辆黑色的轿车驶过来，隔着车窗，我看到马丽娜不躲不避地依旧在路的中央，拼命朝着那辆车挥手，拼命地挥。
轿车在她几步远的地方停下来，她跑过去拉开车门，一边比画着一边急急地跟车里人说着什么。漫长的几分钟后，她终于飞快地跑回来，说，快，姐姐，他们愿意带着哥哥回去。
我的眼泪哗地落了下来。
5．
医生说，幸亏送得及时，否则很危险。
我后怕得不行，在医院一直握着何其的手不肯松开。两天后，何其的状况稳定下来，可以出院了。那两天，马丽娜一直沉默地陪着我们，黄昏时离开，早上又早早过来。而西宁之行的完整计划，也只得取消于中途。更让我为难的是，付过了医药费，所剩的钱只够我和何其买两张硬坐车票回去，我不再有多余的钱来支付马丽娜的导游费了。
丽娜。医院外，我为难地看着她，终于鼓起勇气对她说了实话。然后我飞快地说，如果你相信我，把地址留给我，我回到北京就给你寄钱，如果……那我就让家人现在把钱寄过来。
她半天不语，明显地，有一些失望，手指绕着辫梢，片刻，却又忽然抬起头来笑，说，行。然后在随身的小花布包包里拿出一张便签纸，一支笔，边写边说，那你把钱寄到家里吧，刚好小弟快要上学了，可以给他交书费。再说，我还没有身份证呢。说着，她把写完的纸片递给我。
马丽娜竟然写得一手漂亮的字，字体浑圆，工整，小巧，很像她的人。上面写：青海省湟中县上五庄镇纳卜藏村三组马文明。
我仔细地把纸片放进包里，丽娜，谢谢你。说完，心忽然就是一酸。
她摆摆手，又想起什么，低头在包里掏出50块钱递给我，给，路上买点吃的。
我慌忙推拒，不用了真的不用了，我还有点钱。我不能再继续接受她对我的好，她给我的已经太多了。
可是他需要。她指指何其，回北京太远了，穷家富路，我妈说的，你拿着吧。她把钱塞到我手里，又说，是借给你们的，到时候，要一起还的。现在我要去找新的游客了，再见。说完，转身离开了。
我怔怔地站着，看着她小小的身影很快消失在转弯的路口，转头，看到何其这个高高个子的大男孩，眼睛已经潮湿了。
6．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我将欠马丽娜的钱寄还给她，另外多寄了300元，并给她和她的弟弟妹妹各寄了一身新衣服。对她的感谢，不是钱和东西可以表达的，我想聪明的她会明白。
20天后，我收到马丽娜退回的300块钱，以及两把漂亮的藏刀和一件鲜艳的藏裙，还有她的信。马丽娜说，衣服，我收下了，阿爸阿妈要我谢谢姐姐。多余的钱寄回，不是我该得的，我不能要。署名，西宁的马丽娜。
我看着那小小的三个字，心里就那样柔柔的暖暖的荡漾起来，似乎是高空一抹干净的蓝色，在心底动荡着。
那天起，心，总有一种挥不去的牵盼。
一个月后，我和何其离开北京再次一路朝西而去，作为志愿者，我们将在马丽娜的家乡教两年的书。
走出站台，出站口，早已接到信的马丽娜竟然带着她的弟弟妹妹，还有好几个孩子，穿着节日的盛装一起来了。看到我们，孩子们呼啦啦地围了上来，几张小脸兴奋得通红。
马丽娜缠住我连声地问，姐姐姐姐，你们真的会来？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们还愿意再来呢？显然，她不能相信。
我拥住她，不回答，抬起头来看向这个城市的天空。我想，如果我告诉她，我回来，是因为西宁有一抹透明的蓝让我想念，那她会相信吗？
我第一次跑进魏格登先生的糖果店，大概是在4岁左右，现在时隔半世纪，我还清楚地记得那间摆满许多1分钱就买得到糖果的可爱铺子，甚至连它的气味好像都闻得到。魏格登先生每听到前门的小铃发出轻微的叮当声，必定悄悄地出来，走到糖果柜台的后面。他那时已经很老，满头银白细发。
我在童年从未见过一大堆这样富有吸引力的美味排列在自己的面前。要从其中选择一种，实在伤脑筋。每一种糖，要先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决定要不要买，然后才能考虑第二种。魏格登先生把挑好的糖装入小白纸袋时，我心里总有短短一阵的悔痛，也许另一种糖更好吃吧？或者更耐吃？魏格登先生总是把你拣好的糖果用勺子舀在纸袋里，然后停一停。他虽然一声不响，但每一个孩子都知道魏格登先生扬起眉毛是表示给你一个最后掉换的机会。只有你把钱放在柜台上之后，他才会把纸袋口无可挽回地一扭，你的犹豫心情也就没有了。
我的家离电车道有两条街口远，无论是去搭电车还是下车回家，都得经过那间店。有一次母亲为了一件事，带我进城。下了电车走回家时，母亲便走入魏格登先生的商店。
“看看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可以买。”她一面说，一面领着我走到那长长的玻璃柜前面，那个老人也同时从帘子遮着的门后面走出来。母亲站着和他谈了几分钟，我则对着眼前所陈列的糖果狂喜地凝视。最后，母亲替我买了一些东西，并付钱给魏格登先生。
母亲每星期进城一两次，那年头雇人在家看小孩几乎是闻所未闻的事，因此我总是跟着她去。她带我到糖果店买一点糖果给我，已成为一项惯例。经过第一次之后，她总让我自己选择要买哪一种。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钱是什么东西。我只是望着母亲给人一些什么，那人就给她一个纸包或一个纸袋。慢慢地我心里也有了交易的观念。某次我想起一个主意。我要独自走过那漫长的两条街口，到魏格登先生的店里去。我还记得自己费了很大气力才推开那扇大门，门铃发出叮当声。我着了迷似的、慢慢走向陈列糖果的玻璃柜。
这一边是发出新鲜薄荷芬芳的薄荷糖；那一边是软胶糖；颗颗大而松软，嚼起来容易，外面撒上亮晶晶的沙糖；另一个盘子里装的是做成小人形的软巧克力糖；后面的盒子里装的是大块的硬糖；还有那些魏格登先生用木勺舀出来的深棕色发亮的脆皮花生米——1分钱两勺；自然，还有长条甘草糖。
我选了很多种想起来一定很好吃的糖，魏格登先生俯过身来问我：“你有钱买这么多吗？”
“哦，有的，”我答道，“我有很多钱。”我把拳头伸出去，把五六只用发亮的锡箔包得很好的樱桃核放在魏格登先生的手里。
魏格登先生站着向他的手心凝视了一会，然后又向我打量了很久。
“还不够吗？”我担心地问。
他轻轻地叹息。“我想你给我给得太多了。”他回答说，“还有钱找给你呢。”他走近那老式的收款计数机，把抽屉拉开，然后回到柜台边俯过身来，放两分钱在我伸出的手掌上。
母亲晓得我去了糖果店之后，骂我不该一个人往外跑。我想她从未想起问我用什么当钱，只是告诫我此后若不是先问过她，就不准再去。我大概是听了她的话，而且以后她每次再出去时，总是给我一两分钱花，因为我想不起有第二次再用樱桃核的事情。事实上，这件我当时觉得无足轻重的事情，很快便在成长的繁忙岁月中让我忘了。
我六七岁时，我家迁到别的地方去。我就在那里长大、结婚成家。我们夫妇俩开了一间店，专门饲养外来的鱼类出卖。这种养鱼生意当时才萌芽，大部分的鱼是直接由亚洲、非洲和南美洲输入的。每对卖价在5元以下的很少。
一个艳阳天气的下午，有一个小女孩由她的哥哥陪同进店。他们大概五六岁。我正在忙着洗涤水箱。那两个孩子站着，眼睛睁得又大又圆，望着那些浮沉于碧水中美丽得像宝石似的鱼。“啊呀！”那男孩子叫道，“我们可以买几条吗？”
“可以，”我答道，“只要你有钱买。”
“哦，我们有很多钱呢。”那个小女孩极有信心地说。
很奇怪，她说话的神情，使我有似曾相识之感。他们注视那些鱼类好一会之后，便要我给他们好几对不同的鱼，一面在水箱之间走来走去，一面将所要的鱼指点出来。我把他们选定的鱼用网捞起来，先放在一只让他们带回去的容器中，再装入一只不漏水的袋子里，以便携带，然后将袋子交给那个男孩。“好好地提着。”我指点他。
他点点头，又转向他的妹妹。“你拿钱给他。”他说。我伸出手。她那紧握的拳头向我伸过来时，我突然间知道这件事一定会有什么下文，而且连那小女孩会说什么话，我也知道了。她张开拳头把3枚小辅币放在我伸出的手掌上。
在这一瞬间，我恍然觉悟许多年前魏格登先生给我的教益。到了这一刻，我才了解当年我给那位老人的是多么难以解决的问题，以及他把这个难题应付得多么得体。
我看着手里的那几枚硬币，似乎自己又站在那个小糖果店的里面。我体会到这两个小孩的纯洁天真，也体会到自己维护或破坏这种天真的力量，正如魏格登先生多年前所体会到的一样。往事充塞了我的心胸，使我的喉咙也有点酸。那个小女孩以期待的心情站在我面前。“钱不够吗？”她轻声地问。
“多了一点，”我竭力抑制着心里的感触这样说，“还有钱找给你呢。”我在现金抽屉中掏了一会，才放了两分钱在她张开的手上，再站到门口，望着那两个小孩小心翼翼地提着他们的宝贝沿人行道走去。
当我转身回店时，妻正站在一张踏脚凳上，双臂及肘没入一只水箱中整理水草。“你可以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她问，“你知道你给了他们多少鱼吗？”
“大约值30块钱的鱼，”我答，内心仍然感触无已，“可是我没有别的办法。”
我于是把魏格登老先生的故事告诉她。她听后双眼润湿了，从矮凳上下来，在我颊上轻轻一吻。
“我还记得那软胶糖的香味。”我感叹着说。我开始洗净最后一只水箱时，似乎还听见魏格登老先生在我背后咯咯的笑声。
归来
几年前我第一次听到这故事，是在纽约格林尼治碰到的一个女孩子说的。她说当时那些人里有她。此后别人听我提起这件事，便说他们记不起是在哪本书上看到过大致相同的故事，或说听熟人讲过，是那位熟人的朋友的亲身经历。这故事很可能就是那种深藏在人们心底的神秘民间传说，每隔几年，就以不同的说法流传一次。尽管故事中的人物不同，寓意却始终如一。我倒愿意相信某时某地真有其人其事。
他们到佛罗里达去，3个男孩，3个女孩。他们用纸袋带着夹肉面包和葡萄酒，上了长途公共汽车，梦想着金黄色的海滩和海潮。灰暗寒冷的纽约，在他们后面消失了。
长途汽车隆隆南驶，温哥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坐在他们的前面，身穿一套不称身的褴褛衣服，动也不动，灰尘蒙面，使人看不出年纪。不断地咬嘴唇内部，寡合得仿佛处身愁茧，默无一言。
长途汽车深夜驶抵华盛顿郊外，停在路旁一家餐馆门外。大家都下了车。只有温哥没下，像在座位上生了根似的。这批青年觉得奇怪，就猜想他究竟是何等人物：也许是船长，是抛妻别家的人，是解甲归田的老兵。他们回到车上，有个女孩就在他旁边坐下，向他自我介绍。
“我们是到佛罗里达去的，”她爽朗地说，“听说那儿风景很美。”
“不错。”他淡然回答，仿佛勾起了想忘却的事。
“要喝点酒吗？”女孩问。他露出笑容，喝了一大口。然后谢谢女孩，又闷声不响了。过了一会儿，女孩回到自己一伙人那里，温哥在点头冲盹。
早上，大家醒来，车已开到另一家餐厅外面，这一次温哥进去了。女孩一定要他一道吃。他好像很难为情，叫了杯不加牛奶的咖啡，那群年轻人闲谈着露宿沙滩的事，他却紧张地抽烟。再上车，女孩又和温哥同坐，不久，他不胜辛酸地慢慢说出了自己的沧桑。他在纽约坐了4年牢，现在获释回家。
“你有太太吗？”
“不知道。”
“你不知道？”女孩问。
“说来话长，我在牢里写信给妻子，”他说，“告诉她我要很久才能回家，要是她受不了，要是孩子老在问这问那，要是觉得太丢脸，就忘掉我吧。我会理解她的。她是个了不起的女子，真好的女子，我说另找个男人，忘掉我吧。我告诉她不必给我写信，她没来信。3年半没有消息。”
“你现在回家，还不知道情形怎么样吗？”
“不知道，”他很腼腆地答，“是这样的，上周我确知可以假释了，又写了封信给她。镇口有棵大橡树。我告诉她，假如还要我的话，就在树上挂条黄手帕，我就下车回家。假如不要我，就不必了??没有手帕，我就不下车，一直走下去。”
“喔唷，”女孩叫了起来，“喔唷。”
她告诉了别人，不久大家全知道了，快到温哥故乡时都紧张起来，看温哥拿出的几张照片，照片中是他的妻子和3个孩子，他妻子自有一种朴实的美，孩子还很小，照片抚弄得太多，满是裂痕。
他们离镇只有20里了，年轻人都在车右边靠窗而坐，等着看那棵大橡树出现。车厢里气氛沉郁，寂静无声，想到生离之苦，青春虚掷，大家都默然无语。温哥不再眺望，沉着脸，重又流露着出狱犯的神情，像是怕会再遭挫折，先在心理上加强准备似的。
还有10里，还有5里。接着，突然之间，所有的年轻人都离座起立，狂喊狂嚷狂叫，雀跃不已。只有温哥例外。
温哥坐在那里惊得呆了，目望着橡树。树上挂满了黄手帕??20条，30条，也许好几百条，就像旗帜迎风招展欢迎他。在年轻人欢呼声中，这个刚出狱的人离座起身，走到前面，下车回家了。
??
……
西宁有一抹透明蓝
她看起来真小，也许不足16岁，低低的，150公分的样子，却结了两条长长的辫子，搭在身前。抬起头的时候，面颊，有两抹高原女孩特有的高原红。穿蓝色碎花的裙子，干净的蓝，一如西宁的天空，蓝得清澈，蓝得透明，蓝得一如关于这个城市天空的传说。
从走出西宁火车站，她便一直紧紧跟在我们后面，小声央求，让我给你们做导游吧，很便宜的，一天只要50块钱。
不得已，我又回头冲她笑笑，小姑娘，我们真的不需要。
30块行不行？她抿了抿唇，像下了很大决心，说，就30，我带你们去最好的地方。
何其也回过身，冲她晃晃手中的地图，小姑娘，我们只去很少的地方，有它就行了。说完，牵着我的手加快了脚步。我跟着他走出几米，再回头，看到她没有再跟上来，小小的蓝色身影定格在延绵山脉包裹着的西宁站外并不拥挤的人流中，那么地娇小，细细的手指绞着辫梢，眼神，有明显的失落。
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有些怜惜，她真的太小了，忍不住扯一下何其的袖子。要不……我说，反正一天才30块钱。
不是钱的问题，何其说，是我们不需要，那样会让人觉得不自由。不是吗？
想了想，他说的有道理。于是不再说话，跟着他走向这个海拔1200米的西部城市。完全不同于曾经到过的那些繁华的城，低低的建筑构建的小小城池，似乎一眼可以看到尽头。这样小的城，却有着太过蔚蓝的天空，蓝得梦幻一般。这样的蔚蓝下，呼吸都被迫得要静止下来一样。
快5月了，5月是这个城的节日，空气中隐约散布着郁金香芬芳的气息。终于来到了西宁，我和何其大学最后的光阴里，所有行程的最后一站。这一站，从我们恋爱开始，两个都喜欢行走的人，已经计划了整整三年。兴奋和喜悦，在这一刻可想而知。
2．
出租车穿过地图上的东大街——西宁最繁华的商业街，左侧，看到古老的“民族商店”的招牌一闪而过，然后便是这个城的中央大十字，再走不远，是我们第一个目的地——水井巷，一条专门出售藏族饰物的小巷。
终免不了小女人的购物情结，连行李都不曾找个地方放下，就直奔而来了。入了巷子，一下便被两旁琳琅满目的小店粘住了。先挑了几个小小挂件，又选了两只手链，付账时，却听身后忽然有人说，姐姐，等一下。
回头，却看到她。她竟然跟了我们而来。真是个刁钻的纠缠人的小女孩，一时觉得不太高兴，便不答她。她却不管不顾，只在我手中把那些好看的物品拿过去，便同店里的老板，一个30几岁的藏族男人交谈起来。
用的是藏语，两人一来一往说得很快，好像争着什么。她的声音纤细，却清晰。片刻，男人无奈地摇摇头，又摆了摆手。她高兴起来，回过头把那些物品放回我掌心，说，好了姐姐，你可以买它们了，一共30块钱。
我吃惊地瞪大了眼睛，要知道，刚才我是打算花120块钱买下来的，且并不觉得贵。冲动中，我不由脱口而出，你给我们当导游吧，一天50元。
不，30。她又抿抿唇，怕我反悔，飞快地说，从现在，计时开始。
何其张了张口想阻止，却发现已经来不及，无奈地轻轻叹了口气。
3．
她叫马丽娜，16岁，回族女孩，读完中学就开始出来做个体导游，是已经是有两年经验的“老导游”了，所有导游知识，全是“自学成材”。
马丽娜很爱笑，和所有的导游一样，有非常好的语言表达天赋。她带着我们在那条巷里买了所有我想要的东西，只是在最后买藏刀时，发生了一点小的意见分歧。她并非不让我买，而是在买之前很认真地说，姐姐，买完了，要到邮局寄走行吗？邮局不远。坐火车是不能带刀子的。
我笑，这样的刀子是艺术品，没关系的，我可以装在兜里过安检。
不行的。她大声说，因为规定不允许。口气，少有的严肃。
何其好像是要逗她，说，小姑娘，你做个体导游，规定允许吗？
她的脸一下红了，又抿住了唇，怔了半天，低低地说，反正那样不行，哥哥姐姐，你们都是大学生，读了好多书，这样的道理你们懂得的对吗？
我和何其不由同时愣了一下，忽然就觉得惭愧起来，一把小小的刀子，她说得又没错，怎么可以这样和她争执。我攀住她的肩膀，好了丽娜，我们闹着玩的，我不喜欢刀子，咱们走吧。
马丽娜的脸还红红的，也有些不好意思，手指缠绕着辫梢，笑起来。
后来休息的时候，她才告诉我，她曾经有个很好的少年朋友在火车上贩卖藏刀，每次，也是把刀子带在身上通过安检，带好多把。后来，终于出了事，在和别人的一次争斗中，少年拿出了刀子……是两年前的事了，现在，少年还在管教所里，说的时候，马丽娜的眼睛还是红了。
一时，我无语，却对这个年少的回族少女，更加怜惜起来。
4．
那天，马丽娜带我们去吃纯正的高原羊肉，喝街边自制的味道纯正的酸奶，它们用玻璃碗盛着，非常可口。而她给我们找的住处，便宜得超乎想象，却干净舒适。
晚饭，我们坚持邀请她一起吃，她拒绝了，说家住在西宁郊区，很远的郊区，她要回去一趟，早上早早赶过来。我们便没有再留她。
也许因为路途的疲劳，又没有休息，当晚，何其出现了轻微高原反应的症状，头疼，心跳快了许多。吃了两片药症状消失，为此原本计划第二天青海湖的行程，推迟到了第三天。
第二天一大早，马丽娜气喘吁吁地赶了过来，才知道她的家并不是她说的在郊区，而是在距离市区50公里外的湟中县的一个回藏村里。她回去，是因为弟弟过6岁的生日，她有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她是姐姐，也是半个妈妈。因为这样，她才早早辍学出来挣钱。为按时回来，她早上6点不到就起床了。而这个城市，要快8点钟，天才会亮起来。
因为行程的改变，马丽娜决定带我们去看郁金香然后去西宁的新区，她给我当翻译，和街中那些做了喇嘛的年少的孩子们聊天。他们那么小，那么虔诚，那么，孤单。
马丽娜有许多的小点子，让我们在那个小小的城市里穿梭了两天没有觉得枯燥。
第三天，三个人搭了一辆旅行车朝着我和何其梦寐以求的青海湖进发。
离开西宁，车子朝着越来越高的地势攀爬，途中经过的一个风景点日月山口，地势将高达4000米。在快到达时，从小生活在平原地带的何其，再次出现高原反应，面色渐渐苍白，呼吸也急促起来，脸上布满了汗水。我完全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马丽娜大声地喊着司机停车，然后央求司机把车开回西宁去。
马丽娜的请求并没有得到答复，一个车上近40个游客，只有几个人同意返回，而司机却始终拒绝，不肯为了一个何其牺牲一车乘客的利益。
我急得几乎要哭了起来。有人递了药和水过来，我手忙脚乱地扶着何其吃药，马丽娜似乎恨恨地骂了句什么，忽然推开车门冲下车去，站在路的中央张望起来。
隔了好半天才有一辆黑色的轿车驶过来，隔着车窗，我看到马丽娜不躲不避地依旧在路的中央，拼命朝着那辆车挥手，拼命地挥。
轿车在她几步远的地方停下来，她跑过去拉开车门，一边比画着一边急急地跟车里人说着什么。漫长的几分钟后，她终于飞快地跑回来，说，快，姐姐，他们愿意带着哥哥回去。
我的眼泪哗地落了下来。
5．
医生说，幸亏送得及时，否则很危险。
我后怕得不行，在医院一直握着何其的手不肯松开。两天后，何其的状况稳定下来，可以出院了。那两天，马丽娜一直沉默地陪着我们，黄昏时离开，早上又早早过来。而西宁之行的完整计划，也只得取消于中途。更让我为难的是，付过了医药费，所剩的钱只够我和何其买两张硬坐车票回去，我不再有多余的钱来支付马丽娜的导游费了。
丽娜。医院外，我为难地看着她，终于鼓起勇气对她说了实话。然后我飞快地说，如果你相信我，把地址留给我，我回到北京就给你寄钱，如果……那我就让家人现在把钱寄过来。
她半天不语，明显地，有一些失望，手指绕着辫梢，片刻，却又忽然抬起头来笑，说，行。然后在随身的小花布包包里拿出一张便签纸，一支笔，边写边说，那你把钱寄到家里吧，刚好小弟快要上学了，可以给他交书费。再说，我还没有身份证呢。说着，她把写完的纸片递给我。
马丽娜竟然写得一手漂亮的字，字体浑圆，工整，小巧，很像她的人。上面写：青海省湟中县上五庄镇纳卜藏村三组马文明。
我仔细地把纸片放进包里，丽娜，谢谢你。说完，心忽然就是一酸。
她摆摆手，又想起什么，低头在包里掏出50块钱递给我，给，路上买点吃的。
我慌忙推拒，不用了真的不用了，我还有点钱。我不能再继续接受她对我的好，她给我的已经太多了。
可是他需要。她指指何其，回北京太远了，穷家富路，我妈说的，你拿着吧。她把钱塞到我手里，又说，是借给你们的，到时候，要一起还的。现在我要去找新的游客了，再见。说完，转身离开了。
我怔怔地站着，看着她小小的身影很快消失在转弯的路口，转头，看到何其这个高高个子的大男孩，眼睛已经潮湿了。
6．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我将欠马丽娜的钱寄还给她，另外多寄了300元，并给她和她的弟弟妹妹各寄了一身新衣服。对她的感谢，不是钱和东西可以表达的，我想聪明的她会明白。
20天后，我收到马丽娜退回的300块钱，以及两把漂亮的藏刀和一件鲜艳的藏裙，还有她的信。马丽娜说，衣服，我收下了，阿爸阿妈要我谢谢姐姐。多余的钱寄回，不是我该得的，我不能要。署名，西宁的马丽娜。
我看着那小小的三个字，心里就那样柔柔的暖暖的荡漾起来，似乎是高空一抹干净的蓝色，在心底动荡着。
那天起，心，总有一种挥不去的牵盼。
一个月后，我和何其离开北京再次一路朝西而去，作为志愿者，我们将在马丽娜的家乡教两年的书。
走出站台，出站口，早已接到信的马丽娜竟然带着她的弟弟妹妹，还有好几个孩子，穿着节日的盛装一起来了。看到我们，孩子们呼啦啦地围了上来，几张小脸兴奋得通红。
马丽娜缠住我连声地问，姐姐姐姐，你们真的会来？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们还愿意再来呢？显然，她不能相信。
我拥住她，不回答，抬起头来看向这个城市的天空。我想，如果我告诉她，我回来，是因为西宁有一抹透明的蓝让我想念，那她会相信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