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背后的故事

    一九九五年，我收看了美国公共广播公司一档关于圣彼得堡爱尔米塔什博物馆的系列节目。第二天我在日记中写道：“特别打动我的是一件事，那件事可以写成短篇(若不是手头的研究项目，甚至可以写成长篇小说)。”纳粹围困列宁格勒的第一个冬天，爱尔米塔什博物馆的员工及其家属——近两千人——住在博物馆的地下室里。在战争爆发的最初几天里，他们整理打包并疏散了所有的藏品——共一百一十多万件——但他们仍把空画框挂在博物馆的墙上，作为一种誓约：那些艺术品会回来的。有个故事讲的是一名员工，当时住在地下室的一名讲解员，他带领人们参观空无一物的博物馆。据说他将那些画描述得细致人微，画面几乎呈现在参观者眼前。

    这一情景深深吸引了我。但我是写短篇小说的，就连我的那些短篇小说，通常也带有诗歌的简短特性，因此，想到要写一部长篇小说那么大篇幅的东西，不由令我不寒而栗。更不要说是一部以一个我从未造访过的国家、一段我几乎一无所知的动荡岁月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何况还得先学门外语，学点艺术史，我自知力所不逮，只得放弃这个念头。我试图把它写成短篇，可是，其背景太广大，小小的短篇难以涵盖。于是搁笔。但我不时地回过去，重新开写，写上几页，把故事略微发展。

    与此同时，我祖母被诊断出患有早老性痴呆症。一位顽强奋斗了整整一生的女人，在迟暮之年，开始回忆起青春岁月。她对我讲述我闻所未闻的往事，不少故事开头还颇为真实，逐渐地就隐隐呈现出魔幻现实主义的氛围。(侄孙女喜欢的一枚精致黄玉挂饰大大升值，成为珍贵的传家之宝，有时外人来须付费瞻仰。)我开始写她的故事，没多久，她就演变为一个虚构的人物，一位从列宁格勒围困中幸存下来的俄罗斯妇女。不经意间，我们俩就又回到了二战时期的爱尔米塔什博物馆。

    《列宁格勒的圣母像》的素材收集及写作是利用数学之余的几个暑假完成的。那段时间里，我和丈夫，一位诗人，住在一个能俯瞰全城和湖景的温馨小公寓里，但公寓不够大，没有工作室。于是，在与邻居合用的没有窗的洗衣房里，我们搭了个工作间，在垃圾桶和锅炉之间挤了张书桌——也许与二战时期爱尔米塔什博物馆的地下室有几分类似，干衣机发着声响，暖和肯定是要暖和多了。他上午工作，我下午工作。这部长篇写得很慢，时断时续，也没有多少期待。早餐，散一大圈步，写一两页，做饭，看一部片子。循环往复。